中新網3月2日電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公眾號消息，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呈多發態勢，與之關聯的網絡黑產犯罪滋生蔓延，嚴重破壞網絡空間環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檢察機關堅持打、防、管、控一體推進，依法嚴厲懲治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協同推進網絡綜合治理。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4萬人。

　　關于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基本態勢，主要有以下三類：

　　一是從發案數量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有所回落，與之關聯的網絡黑產犯罪上漲較快。2019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分別起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3.9萬人、5萬人、4萬人。2021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起訴人數雖有所回落，但是總體上仍在高位運行。與此同時，與之關聯的網絡黑產犯罪增長較快，主要涉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偷越國(邊)境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等。其中，去年起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近13萬人，同比上升超8倍，位居各類刑事犯罪的第3位(前兩位分別為危險駕駛罪、盜竊罪)，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上的第一大罪名；此外，為上游犯罪分子轉移詐騙資金等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組織人員到國外參與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等的偷越國(邊)境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也增長較快，去年起訴人數同比分別上升104%、281%、64%。

　　二是從涉案人員看，低齡、低學歷、低收入“三低”現象較為突出。起訴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及其關聯犯罪中，35歲以下的占85%，其中，未成年人2200余人，約占2%，同比增長18%；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70%；無固定職業的占94%。

　　三是從詐騙形式看，“幌子”花樣繁多、欺騙性強。電信網絡詐騙涉及日常生活諸多領域，打著投資理財、情感交友、網絡購物等“幌子”實施詐騙的占50%，其中，投資理財類詐騙位居首位，占26%。傳統詐騙手段花樣翻新，新型詐騙手段不斷出現，各類詐騙手段交織運用，迷惑性強、危害性大。

　　結合司法辦案，檢察機關發現，在社會治理特別是網絡治理中存在四方面突出問題，應予以高度關注。

　　一是年輕人尤其在校學生涉案問題突出。辦案發現，不少年輕人沉溺于出售電話卡、銀行卡，幫助詐騙分子轉移資金所帶來的物質回報，甚至以此為業，深陷犯罪泥潭。年輕人尤其是在校學生一旦背負犯罪前科劣跡，不僅嚴重影響個人學習生活，導致融入社會難，也給社會治理帶來“后遺癥”。

　　二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受騙案件多發，涉及領域相對集中。由于未成年人社會經驗不足、老年人對網絡操作不熟悉等原因，近年來這兩類人群受騙案件持續多發。從受騙領域看，未成年人主要集中在直播打賞、網絡游戲、網絡購物等；老年人主要集中在養老投資、養生保健以及獨居老人情感交友等。

　　三是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問題較為突出，行業“內鬼”值得警惕。2021年，檢察機關起訴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公民個人信息泄露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源頭行為。犯罪分子通過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注冊手機卡、銀行卡，作為詐騙犯罪的基礎工具；或利用這些信息對詐騙對象進行“畫像”，實施精準詐騙。辦案發現，有不少行業“內鬼”泄露個人信息。2021年，檢察機關起訴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內鬼”500余人，涉及通信、銀行保險、房產、酒店、物業、物流等多個行業。被告人多為層級較低工作人員，也有部分離職人員，泄露的公民個人信息種類多、數量大，部分屬于個人敏感信息。

　　四是網絡技術被用于犯罪，背離技術向善的宗旨，降低了犯罪“門檻”。為逃避監管或規避調查，犯罪團伙通過技術外包、購買技術服務等形式，加強犯罪的“技術對抗”。一些技術公司、技術人員違背行業規范和職業準則，對服務對象和項目不加辨別，非法提供技術支持，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經由技術的介入加持，犯罪實施“門檻”大大降低。

　　針對辦案中反映的趨勢問題，全國檢察機關堅持“全鏈條打擊、精準化預防、一體化治理”思維，依法加大對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的打擊力度，積極營造“天下無詐、全民反詐”的良好社會環境。

　　一是堅持依法從嚴，加強全鏈條懲治，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多發高發態勢。聚焦重點領域、新型手段、特殊對象，加大力度打擊刷單、直播、網絡游戲、虛擬幣投資詐騙，以及針對老年人、未成年人實施的詐騙。會同公安機關全力打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依法懲治為詐騙犯罪“輸血供糧”的各類網絡黑產犯罪，深入開展“斷卡”行動，從嚴懲治行業“內鬼”非法泄露個人信息以及利用虛擬幣為詐騙分子“洗錢”等行為。會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制發《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進一步扎緊打擊防范法網。

　　二是注重政策把握，區分對象寬嚴相濟，確保案件辦理效果。立足系統觀念、法治思維，堅持將懲治重點放在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干分子、販卡團伙、職業“卡商”、行業“內鬼”上。針對年輕人尤其是在校學生淪為犯罪“工具人”、詐騙犯罪幫兇的情況，堅持以教育、挽救、懲戒、警示為主，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聯合教育部制發典型案例，引導增強辨別能力和防范意識。

　　三是強化訴源治理，堅持數據賦能，主動協同推進網絡領域綜合治理。結合司法辦案，針對電話卡銀行卡管理、校園治安管理、保險行業個人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問題，上海、浙江、江西、甘肅等地檢察機關通過制發檢察建議、風險提示函、簽訂備忘錄等方式，督促加強綜合治理。注重發揮刑事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雙向合力，積極探索在個人信息保護、網絡治理領域建立辦案聯動機制，加強對網絡空間的綜合保護。堅持大數據思維，浙江等地主動探索，推動建立電信網絡違法犯罪的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強化數據集成分析研判，實現由個案辦理式監督向類案治理式監督轉變，及時發現網絡治理的“死角”“盲點”，努力推動形成治理合力。

　　四是立足預防為先，加強以案釋法，營造“全民反詐”的良好社會氛圍。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主動會同各地教育部門，集中組織開展“反詐進校園”活動，走進7000多所大中專院校，講授法治課，共筑校園網絡安全防線。在最高檢官微開設“反詐進行時”專欄，每周發布反詐宣傳作品。注重結合檢察聽證，同步開展以案釋法，加強對涉案人員及其家庭成員的教育，提升社會公眾的網絡法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