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著名考古學家、中山大學教授曾騏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87歲。

　　得知消息后，曾與曾騏先生共事的師友，受其提掖過的學生和后輩紛紛撰文哀悼。海內外大量紀念文章在網上轉發傳播。

　　“先西大后中大，情有獨鐘培育考古人才，桃李滿天下；從關中到嶺南，心無旁騖精研史前社會，口碑遍士林。”這是曾騏先生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殷墟博物館館長陳星燦為其撰寫的挽聯。

　　曾騏生于1937年，廣東潮安人。1959年于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留校工作。1975年調入中山大學工作，先后在歷史系、人類學系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2000年退休后，曾騏先后被聘為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省文物局專家委員會委員、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在曾騏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逾百名考古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共同緬懷他們無比敬愛的友人、恩師。國家文物局考古司、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數十家單位紛紛發來唁電。記者從學生的系列追思文章和家人的講述中，得以還原這位著名考古學家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場景——

　　培養一批考古學界中堅力量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員、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全洪是曾騏教授生前往來最密切的學生之一。他清楚記得，最后一次與老師見面是2024年2月17日(正月初八)，當時全洪與幾位同級學生相約一起前往老師家里拜年。

　　“老師精神很好，記憶力驚人，能準確叫出多年不見、從事其他職業同學的名字，連工作部門都能說出。”全洪說。

　　教師是曾騏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社會角色。從1959年留校到2000年退休，從西北大學到中山大學，曾騏育人無數，培養了一批考古學界的中堅力量。1975年，曾騏調回中山大學后，尤其著力嶺南地區的史前考古。“回想我們自1981年入學至今42年間，受教受惠于老師。”至今，全洪還記得讀書期間曾騏帶著他們到南海西樵山、湖南省博物館、馬壩石峽遺址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歷。

　　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方向明于1985年就讀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專業，是曾騏的學生之一。“曾老師給我們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和《南方新石器時代考古》兩門課，我都是課代表，并分別拿到94分、85分的成績。”方向明回憶。

　　如今方向明已經成為浙江新石器時代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權威專家，而曾騏的教導無疑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方向明本科畢業論文以《良渚玉器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為題，曾騏為指導老師，“至今我還保留著有曾老師批注的論文草稿，曾老師不但增補了注釋和內容，連錯別字都沒有放過。”

　　古稀之年依然奔走在田野

　　在全洪看來，老師扶掖后學是出了名的。他的師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傅憲國也說：“先生(曾騏)決定和影響了同學一生追求，很多人到中山大學讀書，從懵然無知學生，在先生的引導下，開始知道考古、明白考古、理解考古，并讓其成為畢生追求。”

　　全洪提到，在曾老師的幫助下多位中大學子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科研機構和學校。

　　在史前考古的教學研究中，曾騏尤為關注南方區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全洪提到，在1976年起的二十年間，曾騏多次帶領學生到西樵山進行考古發掘和調查等教學實習。他對中國尤其是南方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特點與發展序列、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時空框架等眾多問題上都提出過獨特的觀點。他依據西樵山遺址群等出土材料，長期開展華南細石器、有肩石器和幾何印紋陶等遺存的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老師將西樵山文化比喻成‘珠江文明的燈塔’ ，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對西樵山兩類石器的研究為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研究樹立起一個年代標尺。”

　　曾騏為嶺南地區考古作出的重要貢獻，不止于廣東，他還多次赴香港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現任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易西兵回憶，兩次赴港考古工作是他和老師接觸最多的時候，在西貢蠔涌遺址的發掘中，“老師們和我們一樣下探方挖土、鏟土和推車，工地請的工人很少，平均一個探方不到一個工人，并且只是在旁邊協助我們，所以考古隊老師、學生都要自己動手清理。”

　　退休之后，曾騏也閑不下來。他有更多機會和學生互動，到全國各地參加學術活動和調研考察。

　　易西兵還記得，2021年，已經84歲的曾騏欣然答應他的邀約，親自前往增城金蘭寺遺址發掘現場考察指導。“上午到遺址現場指導，中午又到考古院庫房觀摩出土遺物，一直到下午。我們都擔心他身體受不了，準備送他回家休息。結果曾老師興致很高，又堅持參加了晚上的師生聚會。”

　　【訪談】

　　曾朝希：父親最大的愛好是讀書

　　羊城晚報：曾騏先生為什么會選擇讀考古學專業？

　　曾朝希：我父親1937年在香港出生。為了躲避日本侵略，爺爺帶著一家人離開家鄉汕頭四處遷徙。1937至1938年間，在香港居住，抗戰勝利后回到汕頭。父親一共兄弟四人，除了我大伯參軍外，其他都是大學生。我父親在1955年考上西北大學歷史系，他大學二年級時學校成立了考古專業，父親便成為了西北大學首屆考古專業學生。

　　在西北大學求學期間，父親有幸師從了許多學術界泰斗。比如古文字學家唐蘭、陳夢家、胡厚宣，考古學家張長壽、石興邦，還有北京大學的蘇秉琦、閻文儒等老先生。1958年，父親就參加了唐大明宮遺址和耀州窯遺址田野調查和考古發掘。

　　羊城晚報：曾騏教授于1959年在西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至1975年被調到中山大學任教。他為什么會回到廣東？

　　曾朝希：1975年，中山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籌建后不久，在中山大學梁釗韜教授的鼓勵下，他才從西北大學調到中山大學工作。梁釗韜教授后來復辦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他任系主任，父親也參與其中。當然，父親回到廣州也是希望離老家更近，方便照顧家里，因為畢竟我爺爺奶奶年紀大了。

　　羊城晚報：令尊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曾朝希：父親愛讀書，這一點對我影響挺大。我們家里堆滿了考古和歷史方面的書本，有時候無聊我會找來看一下。大概小學五六年級時，我父親開始給我上課、教我學古文。他當時拿了一本他讀大學時的《古文觀止》，我現在還記得里面“曹劌論戰”那個章節，印象很深刻。這讓我比我的同學接受啟蒙更早。

　　羊城晚報：您父親是考古學著名教授，他在您填報高考志愿時，希望您學考古嗎？

　　曾朝希：我從讀中學的時候，對歷史、考古很感興趣。但那個時候，說實在的，整個經濟環境并不是很好。考古收入不高，加之社會不重視，還是比較冷門的一個專業。我讀書成績還算不錯，在1991年被保送到中山大學經濟學專業。

　　羊城晚報：當時令尊什么態度，有持反對意見嗎？

　　曾朝希：沒有。我大學畢業出來在銀行工作后，工資就比父親還高，可以幫助家里改善經濟狀況。那時父親雖然是教授，但工資不高，生活非常簡樸。2003年父親帶我去西安，去看望他最尊敬的老師——石興邦先生。那時候石興邦先生差不多80歲了，跟他太太住在一起。我們進到他家里面，看到居住條件非常簡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個年代的學者完全是做學問的，生活清貧，對物質方面沒有太多要求。我父親也是這樣，但同時，他們又都有自己的學術追求。

　　羊城晚報：您稱全洪先生為兄長，想必您和令尊的學生們私下關系很好？

　　曾朝希：應該說跟他早期的學生關系比較密切。當時中山大學教師的宿舍居住條件也不好，沒有單獨的教師公寓，都住在校園東區的筒子樓里，和學生宿舍相鄰。所以父親的學生們跟他關系很密切，他們經常來家里聊天。

　　羊城晚報：工作之外，令尊生活中有什么愛好和習慣？

　　曾朝希：父親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可以一坐大半天靜靜地看書，他還習慣一邊讀一邊在書上做些筆記。另外在飲食方面，他作為一個南方人，卻非常喜歡吃面食。在北方生活了20年，已經習慣吃面食了。

　　羊城晚報：在您的心中，令尊是個怎樣的人？

　　曾朝希：生活中的父親也是一個平凡人，是孝順的兒子，是有責任心的丈夫，也是寬厚睿智的父親。我覺得“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字比較好地體現了我父親的一生。

　　羊城晚報記者 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