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鉤沉】

　　作者：孫偉（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央蘇區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政、軍首腦機關所在地及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對全國各蘇區進行著有效的領導，無線電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聯絡溝通作用。中央蘇區的無線電事業發展迅速，并在人才、器材、實踐經驗等方面對其他蘇區不斷給予指導與幫助，從而逐步構建起一張大體覆蓋各主要蘇區的無線電網絡。

　　中央蘇區與其他蘇區建立無線電聯系

　　自1931年1月6日紅軍使用第一部無線電臺開始，無線電對革命事業的功用初步顯現出來，隨即引起重視。1931年1月28日，紅一方面軍下令大力發展無線電事業，特別是通過培養自身的無線電人才，“使我們中央與其他各特區，一、三軍團與紅軍其他各軍團的通訊靈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8頁）。希望通過無線電臺作為媒介，密切加強中央蘇區與其他蘇區、紅一方面軍與其他主力紅軍之間的聯系。

　　反“圍剿”戰爭的節節勝利帶來了無線電通訊人員和電臺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央蘇區于1931年9月與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接通無線電聯系，并大體保證了內部的無線電聯絡通暢。與此同時，中央蘇區也不斷克服困難、創造條件，與其他蘇區及主力紅軍建立無線電聯絡，以加快彼此間的信息溝通。

　　隨著臨時中央從上海遷至中央蘇區，1933年1月，周恩來同志就當時戰局分析與此后行動建議致電中央局并轉中央，指出“全國蘇區更須有配合地發展紅軍，更須絕對集中與統一指揮”，建議中央迅速選派得力干部分赴各蘇區工作；還提出“為統一與集中指揮起見，請中央、中央局給全國紅軍以原則上、方針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電信直接指揮各地紅軍”（《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4頁）。為了粉碎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必須加強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與指揮，推動各蘇區之間的密切協作，當時最便捷、最安全的途徑只能是無線電。因此，通過幫助各地建立無線電臺，才能在全國各蘇區、紅軍之間施行貫徹中央統一意圖的戰略配合行動。

　　經過努力，到1934年初，中央蘇區同全國各主要蘇區及紅軍建立起無線電聯系，極大加強了對各地革命工作的領導。“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中央軍委對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二、第六和第十軍團的領導和指揮，只能通過無線電臺實施間接指揮，對某一戰役、戰斗，只作原則性的指示，不直接指揮。對紅軍第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軍團，則實施直接的具體指揮。第七軍團八月渡過閩江，挺進到閩浙贛地區以后，對他們改為間接指揮了”（呂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20頁）。

　　各蘇區紛紛建立無線電臺

　　當時，中央蘇區與其他蘇區的無線電聯絡主要有以下三種途徑：中央蘇區直接派遣無線電通訊人員攜帶電臺設備前往幫助，如湘贛、湘鄂贛蘇區；上海臨時中央派送無線電通訊人員、電臺設備前往援助，溝通其與中央蘇區、臨時中央的聯系，如鄂豫皖、湘鄂西蘇區；通過繳獲敵人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建立自己的無線電臺，經過黨內交通人員的聯系，在獲得通訊聯絡規定的密碼后，與中央蘇區取得無線電聯系，如閩浙贛蘇區。

　　據紅軍無線電創始人之一王諍回憶，1932年一二月間，中央蘇區與鄂豫皖蘇區的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聯系；二三月間，中央蘇區與湘鄂西蘇區的紅三軍也取得了聯絡。1933年1月至3月，中央紅軍在戰斗中又繳獲了一部分電臺。在此前后，中央蘇區派遣肖英、徐萍帶一部電臺去湘鄂贛，派閻知非、江文先后各帶一部電臺去湘贛，相互之間建立了無線電聯絡。

　　湘贛蘇區作為中央蘇區的一個重要側翼，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因受到國民黨重兵的圍攻，與中央蘇區又隔著一條被敵人封鎖的贛江，時常處于信息隔絕狀態。湘贛蘇區于1931年10月26日向蘇區中央局建議：“無線電機及人才，此次必須請求你們對〔兌〕現的交代表帶來，以便打通湘贛省、湘鄂贛省到中央區的交通，這是在建立全蘇根據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蘇區聯系有重大關系的，請你們幫助我們實行交通上的計劃”（《湘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頁）。1934年8月，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西征時擁有三部電臺，其中兩部就得益于中央蘇區的幫助。第一部是在1932年，中革軍委派蔡會文擔任湘贛軍區總指揮兼紅八軍政委、蕭克擔任紅八軍軍長時，由中央蘇區帶來一部功率為15瓦的電臺。第二部是1933年6月初，中央派任弼時赴湘贛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時，由中央蘇區帶來的功率為5瓦的電臺。

　　1932年6月，中革軍委派肖英、徐萍等攜帶15瓦電臺1部赴湘鄂贛蘇區工作。電臺不僅擔負了湘鄂贛蘇區與中央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的通訊聯絡任務，“還為湘贛軍區與軍委間轉過電報”。中央蘇區接到湘鄂贛蘇區的電報后，專門在1932年7月的《紅色中華》上分別刊載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蘇區中央局致紅十六軍的電文，這對全國各蘇區都是一種激勵。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致紅十六軍電》中寫道：“你們以堅決英勇的戰斗，最近消滅了軍閥謝彬二團之眾，占領了通山縣城，與全國紅軍的空前勝利，緊相呼應。”希望你們“繼續光榮的勝利積極進攻，與中央區、湘鄂西、鄂豫皖紅軍配合更去消滅全線進攻的敵人，實現湘鄂贛省首先勝利”。

　　至1933年，無線電通訊初步形成了三個以黨中央、中革軍委為中心的聯絡網，分別負責保障黨中央同上海地下黨組織、紅四方面軍和湘鄂西紅三軍（紅二軍團）的無線電通訊；保障中革軍委同江西軍區、福建軍區、粵贛軍區、閩贛軍區、贛南軍區、湘贛軍區、湘鄂贛軍區和贛東北（閩浙贛）軍區的無線電通訊；保障中革軍委同一、三、五軍團及下屬師和七、九軍團的無線電通訊。無線電臺的快捷聯系，對推動革命事業發展、應對敵人的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

　　紅色中華新聞臺的廣播

　　1931年11月的一蘇大會期間，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成立。為了更好地對國統區開展政治宣傳攻勢，并同其他蘇區的黨組織交流新聞材料，繁榮蘇區的新聞文化事業，經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紅中社”創建了紅色中華新聞臺。“我們黨第一次越出了敵人的‘銅墻鐵壁’，向全國人民傳播了勝利的佳音。”（《劉寅文集》，電子工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不久，紅色中華新聞臺與紅色中華報社合署辦公。

　　1933年6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關于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為此制定《準備第二次全蘇大會的工作計劃》，成立了第二次全蘇大會準備委員會，對于中央蘇區的準備工作，提到大會的消息通報有四種方式，其中排首位的是“無線電臺廣播”；對于其他蘇區的準備，指出要“經過無線電臺與他們發生聯系將蘇大會準備工作的計劃告訴他們，要他們報告他們作準備的工作”（《紅色中華》1933年6月23日，第88期第1版）。可見，電臺廣播是二蘇大會議消息的主要傳播形式，各地通過電臺以了解會議籌備相關信息，并及時向瑞金報告參會的準備情況。

　　當時的新聞臺雖然還不等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廣播電臺，卻能有效地將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聲音傳播到各大蘇區。時任紅中社編輯任質斌說道：“每天以紅中社名義發幾條新聞出去，用無線電明碼向全國廣播，內容是報道蘇區建設消息、紅軍捷報或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聲明、宣言等。”不僅于此，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電臺乃至蘇聯的電臺，也都能收聽到來自瑞金的紅色電波。

　　當時各主要蘇區和紅軍部隊的報刊，曾大量刊登了紅色中華新聞臺播發的新聞，而各蘇區電臺發來的重要消息，也及時刊登在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報上。通過這種互動方式，中央蘇區與各地之間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實現了信息的共享，不僅推動了中央蘇區的各項工作，也極大鼓舞了全國廣大蘇區軍民的士氣。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