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楓林醫澤——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院士精神展開幕。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聞玉梅在為展覽所寫的前言中這樣闡釋“院士精神”——“當選院士不是學術生命的終結，而是更重要的終身使命的開始，生命不止，奉獻不停。”

　　該院士精神展通過陳灝珠、沈自尹、湯釗猷、聞玉梅、王正敏、周良輔、楊雄里這7位院士，以及韓啟德、桑國衛等15位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校友院士的160余件珍貴史料實物，展現他們在諸多領域的豐碩研究成果，也代表言傳身教、發蒙啟滯，繼先賢而啟后學的精神。

　　“工作成果是評選院士的條件之一，成果會不斷被超越，精神卻是永恒的。”聞玉梅說，科學道德、科學精神、優良學風、表率作用、培養人才是院士精神的體現，“院士擁有最高學術稱號，理應有更高、更遠、更忠誠的為國為民精神。”

　　面對一個科學知識快速發展的時代，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楊雄里認為，院士要謹慎發表意見，“即使在自己從事的熟悉的研究領域，也要考慮到，所積累的知識，所做的研究成果，很快會被新知識海洋淹沒”。

　　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教授王正敏分享了耳鼻喉科青年醫學科學家在不久前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基因治療感音神經性聾疾病的喜訊。他希望能通過展覽為復旦新生代醫學科學家起到引領和推動的作用。

　　在諸多展品中，有一本和學生證差不多大的證書，靜靜地躺在“腦的奧秘的探索者——楊雄里院士”的展柜中。這本證書不大，卻來頭不小。

　　證書左側頁上寫著：“楊雄里教授于1991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這里所說的學部委員就是現在我們熟知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說起自己能夠獲得如今的成績時，除了學術成果突出這個最為基礎的因素外，楊雄里認為勤奮是必不可少的。“我走得并不快，但是在別人停頓的時候我也在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走在了前面。”

　　楊雄里相信，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那個年代，他在大學里的第一外語是俄語，苦學之下，可以用俄文閱讀高爾基、普希金原著。隨后，楊雄里開始用課余時間自學英語，而早起晚睡成了他大學生活的鐵律。每天天還不亮他就起床，教學大樓上的大鐘顯示時間是凌晨2點30分。后來，他用1年時間學會了用英語閱讀、交流。此后，楊雄里還自學了日語、德語。1980年-1982年，他在日本進修期間獲學術博士學位。

　　愛才、惜才、重才也成了楊雄里對學生培養的準則。深耕神經科學六十多載，楊雄里始終沒有脫離科研的第一線，60歲后他雖不再親手做實驗，但仍舊定期和學生們討論研究進度，并堅持親力親為，完成研究最后的定稿。

　　展柜里還有一排整齊擺放的方印格外醒目。其中，3枚是沈自尹院士工作時常用的處方藥和膏方專用印。

　　1947年，沈自尹考入上海醫學院。1953年8月，二次分配重新回到上海醫學院，任“助理住院醫師”。1955年，他服從組織安排，跟隨著名老中醫姜春華從西醫轉攻中醫，開啟了與中醫結緣的半生。

　　結合自己所長的西醫，沈自尹希望“能把中醫的理論用西醫能夠理解的方式表述出來，得到方方面面的認可”。他從腎的研究出發，率先揭示腎陽虛證者存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功能低下和紊亂，并用現代科學方法證實其有特定病理基礎，成為中西醫結合學科的開拓者之一。

　　“改革開放以后，很多人首先考慮的是收益更高的藥物研發的相關研究，對于基礎理論就不大重視。我父親還堅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很了不起。”沈自尹的女兒沈蔚說。

　　此后，以“腎”為關鍵點，沈自尹開啟了對中醫臟象學說的發展性研究，是中西醫結合思路和方法、臟象學說和病證關系研究的核心開創者，先后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20余項。

　　沈蔚記得，父親作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終身教授，一直堅持“只看普通門診”，在89歲高齡時，還堅持在大年夜當天為病人看診。

　　在沈自尹院士展廳，第三屆獎學金頒獎儀式也同步舉行。2020年7月，沈自尹家屬將出售房產所得的50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設立“沈自尹院士醫學發展基金”，每年的收益用于發放獎學金，獎勵扶持品學兼優的醫學生。截至目前，已有60位優秀醫學生受到勵學金扶持，以資助他們在醫學學習研究上走得更遠。

　　20世紀50年代，上醫共有16位一級教授。當時一級教授被形象地稱之為“學術地位的最高標尺”，吳紹青就是其中一位。

　　此次儀式，也為重要捐贈人頒發了捐贈證書。一級教授吳紹青先生家屬特別從國外回到學校，向圖書館捐贈包括吳紹青教授獎狀、手稿、相關照片、扁桃體切除器止血鉗等245件史料。

　　據悉，下一步，圖書館將對這些史料進行專業保存和展示，讓這些史料價值最大化。醫科館也在陸續將現有展覽在網上實景在線，結合史料將上醫的醫脈傳承逐步揭示，讓更多人能看到這些珍貴的史料。

　　趙天潤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