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狄寶心（忻州師范學院教授）

　　元好問《學東坡移居八首》“論人雖甚愧，詩亦豈不如”，自信其詩不遜于蘇軾，其相提并論的底氣從哪里來？今人著眼于組詩的比較，謂其“詩藝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格調近似蘇而成就有超越”。合觀郝經所言“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及本集《答潞人李唐佐贈詩》“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圣處，正脈要人傳”、《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圣舉》“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元氏此語并非僅就組詩即興而發，而是深思熟慮的產物，著眼于其整體詩作的考量，且與當時舍宋宗唐的時代背景、詩學思潮息息相關，也代表了當時詩壇的看法。現從以下三方面還原這位金元之際文壇領袖心理空間的真實存在。

　　詩學理念的自信

　　自南宋張戒等對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屢屢發難，舍宋宗唐的詩學取向在中國南北詩壇漸成氣候。元好問順應時代趨勢作《論詩三十首》，放眼千年詩史，直繼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理念，在尊古復古的基礎上對宋詩的新變多有批評，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蘇、黃：“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組詩“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批評次韻，合觀王若虛“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者多矣”，其指向可知；“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針對“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而發，可合觀《中州集》“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掩也。”《遺山自題樂府引》謂“宋人詩大概不及唐，而樂府歌詞過之”，基于“吟詠情性之謂詩”之詩體本質功能的把握，其《楊叔能〈小亨集〉引》提出詩學唐人以誠為本的主張：“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所以他對舍宋宗唐的詩學理念十分自信，自謂“學時文五七年之后，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答聰上人書》）。這份理念自信是其平視蘇詩之底氣的基石。

　　詩作取向成就的自信

　　詩作取向成就的自信是元好問平視蘇詩底氣的主要來源。他早年作《石嶺關書所見》，學杜造詣初露崢嶸。趙秉文見其《箕山》等詩，“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晚年律切精工老手渾成，遂有“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之譽。尤其是那些用杜甫詩史理路寫成的喪亂詩，代表了其詩的最高成就，被譽為“杜林嫡派”（徐繼畬書遺山祠匾額）。

　　正大末詩人令南陽時得知陜西重鎮鳳翔淪陷，深感亡國末日即將來臨，遂作《岐陽三首》，拉開喪亂詩序幕。隨后《雨后丹鳳門登眺》《讀靖康僉言》《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淮右》《癸巳除夜》《即事》《甲午除夜》諸作，關聯汴京圍城、哀宗出奔、兩宮北遷、汴京淪陷、淮右戰局、蔡州城破、崔立被誅等時事，一幕幕詩史畫卷奔赴筆底。題材轉向重大時事，命題特別注重時、地、人等紀事要素，刻意效法杜甫以詩為史，表明了其詩的價值取向。七律多用組詩體式，既緊密聯系又各有側重，“不求工而自工”，詩藝爐火純青。其深沉悲涼的感情基調、百轉千回的表達方式、蒼涼壯闊的意境及字字千鈞的筆力，與杜沉郁頓挫的詩風完美契合。“在渾重淳厚這一點上，他也許堪為杜甫以后的第一人”。

　　趙翼對這類詩給予高度評價：“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后猶使人低徊不能置。蓋事關家國，尤宜感人。”“遺山詩佳者極多，大要筆力蒼勁，聲情激越。至故國故都之作，尤沉郁蒼涼，令讀者聲淚俱下。如‘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之類，于極工煉之中，別有肝腸迸裂之痛，此作者所獨絕也。”吳汝綸亦云：“遺山沉痛激烈，神似杜公，千載以來不可再得者。讀之最能增長筆力，是少陵嫡派也。”

　　唐、宋以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詩人是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及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學杜大家輩出，而能直承杜甫衣缽獲此桂冠者則唯有遺山詩。詩學杜甫，側重于詩史，這種“事關家國，尤宜感人”的重大題材與“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的詩作成就，正是元好問之所以敢于平視蘇詩的重心所在。

　　詩兼蘇、黃之類比自信

　　金“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在此巨大慣性的推動下，元好問將蘇、黃詩視為偶像常常攀比：“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到無。”（《又解嘲二首》）他不像南宋四靈、江湖派那樣棄宋宗唐，而是兼學蘇、黃，在詩詠情性的基礎上揚長避短。如《南冠行》“生不愿朝入省暮入臺，愿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間愁。撐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翻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裹挾洶涌澎湃的感情生發天風海雨般的議論，驅遣典故，意到筆隨，層出不窮，汪洋恣肆，采納了以才學、議論為詩的表現方式，詩情與才學互動互補相得益彰，避免了刻意爭奇斗勝“從肝肺中流出不足也”之弊。

　　何道生《忻州牧汪君》“一代典章誰信史，中州壇坫此雄師。浣花心事坡翁筆，那遜成都有舊祠”、徐繼畬《讀元遺山詩二首》“平生學杜皮兼骨，偶效蘇黃亦示奇。禾黍故宮歌代哭，淚痕多似少陵詩”，點明元氏詩學杜、蘇的本末體用之別。翁方綱“遺山七言歌行，真有牢籠百代之意”“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劉熙載“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亦就集成唐宋詩而言。“七古中，唯髯蘇一人。得先生而兩，宜其高自位置也”（查慎行語）、“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王士禎），這也是元氏敢于類比蘇詩的底氣所在。

　　劉祁《歸潛志》：“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后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王惲《西巖趙君文集序》：“金自南渡后，詩學為盛。其格律謹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脈不絕如線，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由此可知元氏平視蘇詩的時代氛圍、理路根由及領袖群倫的踐行導向。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