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談】

　　作者：侯衛東（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具有百折不撓的韌性和自強不息的精神，一脈相承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連續性。

　　一、以農為本 安土重遷

　　距今10000年前后，以粟為代表的旱作農業作物在黃河流域萌發。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時代早期，形成了若干以旱作農業經濟為主導的區域社會群體，如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仰韶文化早期聚落。河南濮陽西水坡蚌塑龍虎墓呈現的天文景象，說明當時的首領已經掌握北斗七星、東宮蒼龍、西宮白虎等天文知識，證明此時已形成了以觀象授時和農業生產為基礎的早期王權思想。

　　仰韶時代中期，以粟為主的成熟旱作農業生產模式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已經形成。仰韶時代晚期，中原地區延續了此前以粟為主的傳統，大豆普遍出現，稻米數量明顯上升，為此后龍山時代至夏商時期多品種農業種植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原地區早期文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距今4000年前后，西亞傳來的小麥在黃河流域日漸推廣，粟、黍、小麥等逐漸成為中原腹地的主要糧食。經過中華文明肇始階段一千余年的社會實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也在此處應運而生。

　　黃河及其支流提供了豐富的水源，孕育了滋養一方人群的農業。農業和水源為安居樂業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基本保障，進而也為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是政權和百姓的生命線，這是一萬年黃河文化史和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逐漸形成的基本認識。

　　夏商周以來，黃河流域形成了穩定的以農為本的農耕社會，塑造了人民堅忍耐勞的氣質，涵養了人民安土重遷的心態，造就了人民愛好和平的觀念。奔流不息的黃河哺育著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維系著中華文明主根主脈的賡續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心中的“母親河”。

　　二、龍旂陽陽 宅茲中國

　　《詩經·周頌·載見》：“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描述周成王率領諸侯祭祀先王時的儀仗，最引人注目的是紋飾美麗的“龍旗”。龍作為王者徽號和天命的象征，在黃河流域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上古時期主要是蛇形龍。東宮蒼龍是觀象授時的主星，“敬授民時”是保障農業生產的關鍵環節，“使民以時”是維護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基本原則，因此龍的形象在傳統農業社會里逐漸形成至高無上的權威，成為王權的象征。《易·乾卦》作為首卦，就是以龍來解卦象，“九五，飛龍在天”是皇帝被稱為“九五之尊”的來源。

　　襄汾陶寺古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王墓中，常常隨葬彩陶龍紋盤，其上的“龍”就是蛇形龍口銜谷穗的形象。河南偃師二里頭夏都，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貴族墓中常常隨葬綠松石龍形器，其中一件是由2000多片綠松石粘嵌成60多厘米長的蛇形龍，附著在有機質儀仗上，還有一件玉舌銅鈴與其配合使用，或許就類似“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描述的情景。河南新密新砦古城出土有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龍紋陶片，殘留的蛇形龍頭刻紋與二里頭夏都綠松石龍的形象非常接近，二者應當有直接的文化傳承關系。

　　龍是夏代王權的象征，成為后世維系正統王朝觀念的一條暗線。此后的商周兩漢時期，蛇形龍的形象十分常見。漢高祖劉邦以赤帝子（赤蛇龍）自命，斬白帝子（白蛇龍）起義，建立漢王朝，即是夏王朝以來“真龍天子”天命觀念的繼承與發展。

　　以二里頭夏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也逐漸成為觀念上的“地中”“土中”“中國”等四方仰慕的中央神圣空間，中國古代逐漸形成“居中而治”的傳統政治觀。商王朝晚期，王都位于當時的黃河西岸，甲骨卜辭中把安陽殷都稱作“大邑商”，將天下四方分成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大邑商”又稱“中商”，是當時的政治地理中心，是劃分四土方位的起點。《詩經·商頌·殷武》中說：“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說明甲骨文和傳世文獻都認為殷都居商王朝晚期疆域的四方之中，此時已經明確形成王都居中的政治地理觀念。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等在追尋“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過程中，舍棄了前朝故都“大邑商”，選擇了更早的夏都故地二里頭。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記載了成王追述武王的話：“余其宅茲中或（國），自茲乂民”，把營建于夏都故地二里頭的東都成周稱為“中國”，即周公“乃作大邑于土中”的中央之城，體現了“擇中立都”的傳統政治觀念。“中國”逐漸成為一種正統觀念，此后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建都于中原腹地以正統王朝自命者，皆以“中國”自居。“中國”觀念也成為維系正統王朝的一條明線和中華文明賡續不斷的一根紐帶。

　　　三、制禮作樂 崇祖修文

　　《漢書·禮樂志》：“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禮制的核心是追求社會秩序井然，既強調對前代禮制的繼承，又注重因時制宜、順應民心。禮樂制度及其承載的族群認同、祖先認同和文化認同，是支撐中華文明賡續不輟的核心文化基因。

　　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二里頭夏都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對此前中華文明肇始階段文化的凝聚和升華。二里頭夏都以宮城為中心的“多宮格”布局、中軸線理念、四合院式宮室制度，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多材質組合的器用制度，以宴享、祭祀、喪葬為代表的禮儀制度等，創造了新的空間秩序和價值秩序，體現了更加成熟的王朝禮制。二里頭夏都開創的“營國”制度、宮室制度、器用制度及其構建的社會秩序、承載的價值觀念等，經過商周兩代的繼承與發展，形成中國文明史上為人所盛稱的夏商周三代。

　　夏商周三代文明最大的共同特質就是奠定了中華文明思想的基石——禮制，“禮儀之邦”成為中華文明的鮮明特征。夏王朝以來的三千多年里，以洛陽—鄭州—開封為核心的嵩山河洛地區，長期作為正統王朝都城所在地，成為政治地理意義上的中原腹地，也逐漸在此形成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黃河文化。

　　禮樂文明體現了以祖先崇拜為基礎的文化認同。祖先崇拜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已出現，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二里頭夏都修建了安置祖先的奢華墓葬，營造了崇拜祖先的宏偉宗廟。商朝武丁時期的殷都，重拾中華文明肇始階段各區域文明的古老傳統，推動祖先崇拜成為最重要的禮儀活動。祖先崇拜也是西周社會的主要信仰，維系著宗族血緣集團之間的團結和凝聚力、向心力。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歷朝歷代都繼承和發展了祖先崇拜觀念，除了尊崇血緣上的祖先之外，人文始祖炎帝、黃帝也逐漸成為文化上的共同祖先，維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中華文明的賡續不斷。

　　古老的漢字，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者，亦是維系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關鍵紐帶。在禮儀之邦和祖先崇拜構建的秩序社會中，人們用符號或文字記錄禮儀制度、祖先名號和重大事件。仰韶時代已有豐富的刻劃符號，龍山時代刻劃陶文、朱書陶文已經常見，商王朝已經形成成熟的文字書寫記錄系統并傳承至今。

　　　四、堅忍勇毅 百折不撓

　　夏商時期，黃河流域已經確立了以旱作農業為主的多品種農業種植制度，增強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中原腹地王權神圣化、社會禮制化及與祖先崇拜的深度結合，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夏商時期以來，傳承有序的表意文字，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遠距離、長時段地傳遞知識和信息，增強了跨時空賡續文明基因的能力。這些現象共同塑造了黃河文化無與倫比的韌性。

　　黃河中游古都西安、洛陽、開封等在歷史長河中，長期被多個王朝反復選擇立都于此，更是黃河文化百折不撓的印證。

　　伊洛河畔的洛陽盆地，背靠邙山、頭枕黃河，是河洛文化的發源地，也是黃河文化在中原腹地形成的地域文化。夏王朝營造二里頭夏都、周王朝定鼎于郟鄏以來，洛陽盆地長期作為正統王朝的建都之地。東漢、魏晉、北朝、隋唐各代，歷經古今興廢事，反復選擇此地建都，使洛陽盆地成為中華文明史上的神圣空間。

　　渭水河畔、岐山腳下的關中盆地，周秦漢唐立都于此，是黃河中游關中文化的發源地。周人在大周原地區建都立國，武王克商之后，此地成為周王朝的大本營——宗周；周平王東遷成周之后，秦國開始經營宗周地區，后來秦朝的都城咸陽就建在宗周故地；秦漢之際的戰火對咸陽和關中造成了毀滅性破壞，西漢立國之后還是選擇關中立都，并將其命名為“長安”；兩漢之際的戰亂致使帝都東遷洛陽，此后的隋、唐大一統王朝又重新選擇關中立都。

　　北宋“天下首府”東京開封府，因與黃河相連的大運河而興起，黃河的水利水患都在這座城體現得淋漓盡致。戰國末年，秦國引黃河水淹魏國都城大梁，而此后歷代仍選擇此地建城：隋唐汴州城因地處大運河漕運至中原腹地的關鍵節點而迅速發展起來；五代至北宋，這里長期作為正統王朝的都城；北宋至明清，開封城黃河水患頻仍，崇禎十五年（1642年）大水再次淹沒了整座城市。從開封城逃難出去的故人，反復回遷、重建家園，體現了故土難離的安土重遷心態、宗廟難舍的祖先崇拜觀念。

　　黃河文化的韌性是維系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內在品格，多維度傳承弘揚黃河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歷史智慧和文化力量，我輩義不容辭。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