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作者：董冰（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智慧，凝聚著崇高的價值追求，承載著美好的道德愿景，一直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主要在《中庸》一書中得到集中闡述，原文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句。其大意為做事時要抓住過和不及這兩個極端，調和起來采用適中的做法，既不能過于保守，也不能過于激進；執守住中道以達致天地和諧運行、萬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狀態。

　　中華文明從其源頭就形成了尚中、貴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五帝時期。一說軒轅居中央之地，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有土德之瑞，故尊稱為黃帝，古人即以中為尊，求中致和。先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體認到“中”“和”的價值意義，發現“中”“和”與“好”“對”“行”“成”之間的規律性聯系，自然就追求“中”“和”的思維和行為方法。《易經》有“中行無咎”“陰陽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經》中也強調“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創“中庸”一詞，把中庸之德譽為“至德”，并言其為己“一以貫之”之道。

　　首先，守中即守正。“中”為本、為正。《中庸》開篇即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中即訓正。”程頤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以，“中”給出了最高的參照標準和最終的合法性原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和底線。

　　其次，執兩以用中。“中”為適中、適度、適宜。《論語·為政》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別強調過和不及都是極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兩端，才能“擇乎中庸”，從兩端中取出適當的“中”來。可見，用中既不是“鄉愿”式的一味折中與調和，也不是機械地、僵化地取兩端平均值，而是在兩端之間巧妙地找到恰好、正好。

　　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為統一性取消多樣性，而是達致“和”，即多樣性和諧統一的理想狀態。孔子中庸思想的最高意境，不止于中，而在乎中和。“和”是“中”的目的和價值歸宿。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希望終結社會的沖突和動蕩，使國家上下相合，達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因此，達到中和需要更高明的承載——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愛、至誠、寬容為底色，內含著以和為貴、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倫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踐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最后，時中。中和、平衡的狀態不是固定不變的，要根據事情的變化和發展不斷調適來維持中道。《論語·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處理天下的事情，沒有固定不變的要怎樣做或者不怎樣做，而是適合情理，隨著變化而變化。孟子稱贊孔子為“圣之時者”，能夠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通權達變不違仁的，非孔子莫屬。《孟子·盡心上》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以“嫂溺叔援”的例子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中庸之道權衡輕重、隨時而變，將原則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的高妙之處。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用唯物辯證法解釋過猶不及，在中庸樸素的辯證智慧中注入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元素，成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著名理論范例。他說：“過猶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他認為過與不及的錯誤在于沒有選擇最能符合事物發展的度，沒有達到主觀和客觀相符合、理論和實踐相符合。就這樣，在“兩個結合”的必由之路上，我們黨始終在理論與實踐上扎實推進，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將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覺運用于治國理政的實踐中。譬如“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的矛盾觀、“蹄疾”而“步穩”的發展觀、善于把握全局及長遠的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識變應變求變的創新思維、劃出紅線與亮明底線的法治觀念和底線思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觀以及文明多元并生、交流互鑒、和諧共處的思想等，既部署了“過河”的任務，又指導解決了“橋或船”的問題，具有深遠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4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