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北京的中軸線上，從永定門走向正陽門，一直走下去，直到鐘鼓樓，一代一代的北京人都曾抬頭看見天上那些鳥。很多很多年里，那些城樓都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也是歐亞大陸東部這遼闊大地上最高的建筑，你仰望那飛檐翹角、金碧輝煌，陽光傾瀉在琉璃瓦上，那屋脊堪稱“世界屋脊”，是一條確切的金線和界限，線之下是大地，是人間和帝國，線之上是天空、是昊天罔極。線之下是有，線之上是無。

　　然而，無中生有，還有那些鳥。那些玄鳥或者青鳥，它們在有和無的界限上盤旋，一年一度，去而復返。它們棲息在最高處，在那些城樓錯綜復雜的斗拱中筑巢，它們如箭鏃破開藍天，掙脫沉重的有，向空無而去。這些鳥，直到1870年才獲得來自人類的命名，它們叫——“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鳥類。此鳥非凡鳥，它精巧的頭顱像一枚天真的子彈，它是黑褐色的，灰色花紋隱隱閃著銀光，它披著華貴的披風，在天上飛。我們一直不知道它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是令人驚嘆、令人敬畏的長征：每年4月，春風里它們來到北京，在高聳的城樓上筑巢產卵，然后到了7月，它們出發了，向西北而去，此一去就要飛過歐亞大陸，直到紅海，在那里拐一個彎，再沿著非洲大陸一直向南，飛到南非。這時已是11月初了，北京已入冬天，北京雨燕卻在南部非洲盛大的春天里盤旋，直到第二年的2月，它們該回來了，它們穿過非洲大陸、歐亞大陸，向著北京，向著安定門、正陽門而來。

　　這一來一去，大約3.8萬公里。赤道周長4萬公里，也就是說，北京雨燕，它差不多每年都要飛上地球一圈兒那么遠。但這種鳥的神奇并不在此，而在于7月的某一天清晨，當它從正陽門飛起，撲到藍天里，它就再也不停了，它就一直在天上飛。日復一日，它毫不停歇地飛，它在天上睡覺，在飛翔中睡覺，在飛翔中捕食飛蟲，在飛翔中俯沖下去，掠取大河或大湖中濺起的水滴，甚至在飛翔中交配。在北京雨燕的一年中，除了雌鳥必須孵育雛鳥的兩三個月，它們一直在天上，飛……

　　如果讓我找一種動物、找一種鳥來形容和比喻我理想中的作家，那就是北京雨燕。在北京，你沿著中軸線走過去，那些宏偉的建筑都在召喚我們，引領我們的目光向上升起。永定門、正陽門、天安門、午門、神武門、鐘鼓樓，城樓拔地而起，把你的目光、你的心領向天空。北京雨燕把你的目光拉得更遠，如果它是一個作家，他就是將天空、飛翔、遠方、廣闊無垠的世界認定為自己的根性和天命。作為命定的飛行者，他對人的想象和思考以天空與大地為尺度；他必須御風而飛，他因此堅信虛構的意義，虛構就是空無中的有，或者有中的空無，通過虛構，他將俯瞰人類精神壯闊的普遍性。他必定會成為心懷天下的人，心事浩茫連廣宇，無數的人、無盡的遠方都與我有關，這不是簡單地把自己融入白晝或黑夜、人間與世界，而是，一只孤獨的北京雨燕抗拒著、承擔著來自大地之心的引力。

　　二

　　如果讓我選一個雨燕式的作家，我會想到曹雪芹。《紅樓夢》第七十回，在那個春日，“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詞”，心中藍天麗日，雪芹興致大好，安排寶玉和姑娘們放風箏，一大段文章搖曳生姿。這不是曹雪芹第一次寫到風箏，第五回，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翻看金陵十二釵正冊，只見畫的是“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有四句詩寫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大家都知道，這說的是探春的命，但我所留意的是那只風箏，指向大海、遠方、乘千里東風而西去的風箏。

　　那幅畫里的風箏是一只什么樣的風箏？沒錯，是燕子。我認為那是北京雨燕。上世紀4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據說是曹雪芹遺稿的《廢藝齋叢稿》面世，后來又沒了下落，其中的一種是關于風箏的書。這本題為《南鷂北鳶考工志》的書，記敘了風箏怎么扎、怎么糊、怎么描繪圖案、怎么放飛，所謂“扎、糊、繪、放”。在現存的《南鷂北鳶考工志》中，所有的風箏都是燕子。那么，這燕子是北京雨燕嗎？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句名詩抒發的盛衰興亡之嘆，是古老中國最深刻、最基本的一種情感，是周流代謝的人事與恒常的山川、自然之間回蕩出的一聲深長嘆息。這種興亡之嘆也是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反復彈撥、他與當時的讀者最能共鳴同感的那根琴弦。但是，無論王謝堂前，還是尋常百姓家，一年一度來去的燕子，應該都不是北京雨燕，而是家燕。家燕是雀形目燕科，而北京雨燕屬于夜鷹目雨燕科，家燕和麻雀是親戚，北京雨燕和夜鷹是親戚，它和家燕反而沒什么關系。

　　曹雪芹扎糊繪制的那些燕子，究竟是家燕還是雨燕？這個問題是無解的。那些風箏的圖案并不是寫實的，而是擬人的、符號化的，賦予了各種各樣的吉祥寓意。雪芹固然不知家燕和北京雨燕在動物學上的科目區別，但他童年來到北京，在這里長大。正陽門和他家附近崇文門的天空上，每年晚春和初夏盤旋著的雨燕，必定是他眼中、心中的基本風景。那個時代的北京人，抬頭就會看見那些燕子，然后低頭走路。但有一個人，一定曾經長久注視那些燕子，那些盤旋在人間和天上的分界線上的青鳥——他就是曹雪芹。他是望著天上的人，是往天上放飛了一只又一只飛燕風箏的人，他的命里有天空、有永遠高飛而不落地的鳥。

　　——那就是北京雨燕。然后，這樣的一個作家會有一種奇異的尺度感，他把此時此地的一切都放入永恒大荒，無盡的時間和無盡的空間。他獲得一種魔法般的能力，他寫得越具象，也就越抽象，他寫得越實，也就越虛。雪芹的前生是一只北京雨燕，他在未來再活一遍會是一個星際穿越的宇航員。說到底，他是既在而又不在的，天空或太虛或空無吸引著他，讓他永久地處于對此時此刻的告別之中，是無限眷戀的，但本質上是決絕的，他癡迷于不斷超越中的飛翔。

　　這樣一個北京雨燕式的作家，會本能地拒絕在地性。比如曹雪芹，他和很多很多當代中國作家不同，他從未想過指認和確證他所在的地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過，曹雪芹成長于北京，《紅樓夢》是北京故事，但是，在《紅樓夢》中，他從未確切地描述過這座城市，我們可以推導出賈府和大觀園的空間分布圖，但在這部書中，你對整座城市的地理空間毫無概念，似乎是，這個人讓大觀園飄浮在空中，讓飄浮在空中的大觀園映照和指涉著廣大世界、茫茫人間。

　　三

　　有的作家，比如李白和曹雪芹，他們是雨燕。有的作家，比如杜甫，他是行者。杜甫是中國文學中最偉大的行者，在他之前，只有屈原。但屈原更像是北京雨燕落在了地上，屈原的詩是雨燕落地后的悲歌絕唱。而杜甫，他是第一個走過并且寫出“本路”的詩人，第一個直接面對累和喘息的詩人，第一個在累和喘息中為生命唱出意義的詩人。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都與我有關”，杜甫走向遠方、走進無數人，取經的行者心中覺悟，這經不是在天上寫好了等他來取，這經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行走在大地上寫出來的。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詩》）杜甫曾經是雨燕，后來落了地，他竟在地上長出了腳，一步一步走過去，這何其難啊，李白和王維那樣絕頂的心智都做不到。但是，現在讓我們重讀一遍《登高》，杜甫身體里的那只雨燕真的飛走了嗎？沒有，還在，他翱翔于天之高、地之闊、江河萬古，然后，他緩緩地落下，落到此時此刻、此人此心。杜甫也是雨燕，杜甫的生命中竟然真的一直有“所向無空闊”，在絕對的重中依然能輕，在石頭縫里望見了明月，他是悲，他是歡，他是窮途末路，他是通達安泰，他能收能放能屈能伸能快能慢，由此，他才能把艱難苦累淬煉成詩。

　　四

　　說回我自己，不論是雨燕，還是行者，他們都朝向遠方。我的《上河記》也是一部關于遠方的作品。在這本書里，我從黃河之源走到黃河的入海口，在黃河流域的廣袤土地上漫游，走過山、原野、河流、村莊、城市。

　　——那時是2000年，在那時，旅行通常是為了出差或探親，沒有功利目的，僅僅為了置身于彼，這樣的事似乎并不常見。在那時，我被“行走”這個詞所召喚，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過的地方，你得見見山川、世面，會一會陌生的人。

　　我的夢想、我的計劃如虎，我的行跡如蛇。在那一年的5月，我意氣飛揚地出發，當時我是《人民文學》的編輯，每個月把稿子發完就跑了，跑上半個月再回來，工作、發稿，再出發。如此到了秋天，這樣的節奏漸漸不能持續，我走過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然后窩在家里寫出了一本《河邊的日子》。

　　這是我極不自信的一本書，寫出來之后，再不曾讀過它。這種不自信，就體現在這本書當年的跋中，這篇跋的題目是《我一無所知》，顯然是一種防御性姿態：我自己都說了一無所知，你們還能責備我什么？但是一無所知你還寫什么呢？這個問題倒是難不住當時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為知，我來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無知，這未嘗不是值得寫出來的“大知”。

　　我不是一個珍惜舊作的人，我寫過那么多文字，當時常常得意，后來并不在意。2000年對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黃河邊，寫了《河邊的日子》，我還寫完了《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到了第二年，又開始給《南方周末》寫《每月新作觀止》的專欄。似乎只是在那一年，36歲的我才走著走著沖動起來，本來是在逛文學的街，忽然就發足狂奔跑起了馬拉松。但無論當時還是以后，我從未試著對自己的寫作賦予重要和持久的意義。比如那本《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書出來我就把它忘了，直到17年后才增補再版，改名為《青鳥故事集》。

　　同樣的，我一直沒有想起《河邊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說起他當年喜歡這樣一本書，我把它從書架上找出來，重讀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當年那個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歡這本書的。

　　這本書像一艘船沉沒在我的書柜最底層，它的時鐘停留在2000年。書之外，時間前進，人事代謝，滄海桑田。23年前的那個我和那個世界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切，即使是亙古山河原只是此時此刻，都在時間與歷史之流中呈現為不可復現的殊相，青冰上牡丹開，青冰上無牡丹。

　　正因此，這本書最宜忘了，然后在后來的某一天想起來、翻一翻。這是穿越，是重返23年前，現在侵入往昔、他鄉原是故鄉。李商隱的兩句詩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寫詩的人在哪里，他看著窗外星沉海底，他看著大雨僅在一座之隔掠過黃河之源。

　　當然，多年過去，我自己也變了。如果回到當年新源里那幢樓上的電腦前，我必會寫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書。為此，我專門增補了一篇《自呂梁而下》，那是2019到2022年的我所寫，書名改為《上河記》出版。

　　是的，重讀這本書時，我并不喜歡2000年的那個我，我一邊讀著一邊刻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澀、行文時那種小心翼翼的謹慎，有時簡直讓我無名火起。但是，最終我還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發神經地進行了那次漫游，那確實是我的決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確定了、標記了后來的我：對田野、對山河故人、對實際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與人事的持久熱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我”召喚了我，我意識到，那次旅程并沒有結束，此時此刻，我依然夢想著、計劃著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會在某一日繼續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頭沿黃河而下，走上次沒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東，走過春秋戰國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黃河入海之處。不是為了寫另一本書，只是為了去尋找當年的雨燕與行者，去成為一只雨燕，或再做一次行者。

　　（作者李敬澤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