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對于知識分子的尊重，是不可能自信而且響亮地提出科學技術現代化口號的。“四個現代化”的核心準則其實就是生產力中心論，強調把生產力發展好。生產力中心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四個現代化”理念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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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是指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人類高舉科學主義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以征服自然力、獲取一切資源為人類服務所經歷的發展階段。現代化的最本質特征是科學主義至上的社會價值準則。世界上的原發現代性國家主要是英國、葡萄牙、西班牙，美國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具有原發性。工業革命之后，德、日、俄、意等國開始效仿英國為代表的第一波現代化國家，開始了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格局，這些國家在一戰前與原發現代化國家共同形成了西歐、北美、亞洲的日本等為代表的當時世界現代化國家的格局。

　　二戰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基礎上獨立出來的亞非拉國家開始了第三波現代化發展運動，至今還在持續，其中很多國家掙扎在傳統和現代化的邊緣。新中國就趕上了這第三波后發現代化的浪潮，并且是少數幾個成功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戰略就是中國在應對這波世界現代化浪潮的背景下所產生的。

　　五四以后中國現代化思想、實踐流變與周恩來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理念的認識

　　“現代化”是西學東漸過程中的文化語匯。“現代化”“近代化”在英文詞匯中是同一個詞匯，日語中的“近代化”與我們語境中的“現代化”基本是相同的。據有關學者考證，“近代化”“現代化”在中國文化教育界的使用，在1920年之后呈現逐漸遞加態勢。周恩來在1938年1月就使用了“現代化”的概念，1939年就提出了“近代化”的概念。1939年，他在《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一文中使用了“近代化”概念：“整個的中國東部，代表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區。中國的西部當然不如東部，盡管西北、西南可以成為我們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國東部完全被敵人統治，我們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貧弱危困起來，困難就要無形地加深，而敵人就能夠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克服自己的困難。我們要認識這個環境，這就是新四軍的環境。”1946年，周恩來正式使用了“現代化”的概念，這年2月21日在重慶和馬歇爾會談時他說：中共中央、毛澤東感謝你的好意，使中國走上現代化和民主的道路。贊成美國在技術上幫助中共軍隊。在此前一年（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中國共產黨已經將“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明確寫入政治報告中。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提出現代化思想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其基本認識取向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形成。

　　周恩來與“四個現代化”概念的確立

　　《周恩來年譜》記載，1950年11月上中旬，周恩來三次召集劉伯承、陳士榘等陸軍大學籌委會成員開會，磋商籌建事宜，年譜中載有：“搞現代化的軍事建設和現代化的軍事學院，我們都沒有經驗。軍事學院的辦校方針，仍然是抗大的方針，要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

　　1954年9月，周恩來在《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中明確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明確“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初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1956年1月，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我們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1959年12月24日，周恩來提出“需要加快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國家更快地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1960年1月，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和現代化國防。這樣才會建成一個既富且強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2月，他提出“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1962年3月27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式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艱巨的、也是十分光榮的任務”。1963年1月29日，他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現代化。”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任務：“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1月13日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他重申了“四個現代化”戰略：“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世界現代化歷史經驗與周恩來關于“四個現代化”道路的審慎理智選擇

　　“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提出，從大的方向和原則來看，是中國共產黨集體的探索，其基本思路就是如何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直接參照對象無非是以下幾個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發展經驗，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經驗，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經驗。今天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也就20多個，在1950-1960年周恩來醞釀“四個現代化”思想時，也就西歐、北美、北歐一些國家實現了那個時代的現代化，即使在這些國家中，很多也是后發追趕式的現代化國家，蘇聯的現代化道路從沙俄時代算起都一直是后發追趕型現代化發展道路，亞非拉很多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多開始于二戰后、與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幾乎同步開始、屬于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文化落后基礎上開始的。世界現代化的經驗中，最值得中國借鑒的是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教訓。當然，原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也值得借鑒，比如要重視資金積累、重視國際貿易、重視工業化等，但是原發現代化國家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通過殖民侵略和擴張來實現現代化的資金積累，這一點后發現代化國家不能學習，因為它不僅不符合人道主義，也破壞了世界秩序，后果極其嚴重。德意日等后發現代化國家當年通過軍事擴張、發動侵略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現代化目標也不可行，給本國和世界都帶來了嚴重災難。亞非拉等很多在一戰、二戰后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是建立在給發達國家提供資源供給、產業單一的嚴重依附性基礎上的發展模式，這注定了他們不可能實現真正獨立的發展和繁榮。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按照重輕農次第減弱的模式來實現追趕現代化發展，這個模式雖然速度較快，但一來造成國內人民之間矛盾加重，二來引起經濟結構畸形、很難可持續長期發展，所以1956年之后我們也敏銳地意識到不能完全照搬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如此一來，中國的現代化既不能走殖民掠奪的道路，不可能走武力擴張的道路，不能走依附性畸形發展的道路，不能照搬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更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必須要獨立自主地探索。周恩來綜合黨內共識而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發展道路，就是對于以上世界現代化發展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

　　其一，“四個現代化”是全面系統的現代化，不是單一畸形的現代化。1953年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心是工業化，到1959年時，我們的工業產值就已經超過了農業，但我們依然整體上是落后國家，這就說明工業化是個系統工程，需要以農業為基礎，需要以科學技術為核心，只有這樣基礎之上的工業化才能保證國防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全面性集中體現在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目標設置上，沒有這個部署，我們今天很難成為全世界制造業大國和國防強國。

　　其二，“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周恩來在一開始談論現代化問題時，重點談工業、農業、國防，沒有提科學技術，到八大前后，他意識到工業、農業、國防現代化是目標，科學技術現代化才是關鍵和保障。這個認識對于我們實現兩彈一星、實現有限條件下的重大問題上趕超戰略的實施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三，“四個現代化”具有戰略目標和戰略部署，使得它的實踐性、可行性有了充分保障。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的同時，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有了這樣的戰略部署，才使得實際工作安排不會落空、有條不紊，其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堅持到今天。

　　“四個現代化”理念的價值取向

　　“四個現代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堅持的戰略目標和戰略部署，對于中華民族復興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它不是簡單的技術層次的口號和目標，其實體現了20世紀50年代前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干價值取向，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內在務實有效的政治價值取向。自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客觀和主觀因素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把理念中的階級斗爭等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問題視為工作的中心，這在一定時空范圍條件下有其必要性，但是容易慣性化地發展成務虛成分過多的清談和爭論，容易忽視涉及國計民生的實際工作。“四個現代化”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最大化地超越了當時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把實際工作的四個方面特別列出來，體現出鮮明的務實的政治價值取向，對于克服過分務虛的“左”的思想取向具有重要的遏制作用。

　　對于知識分子的尊重。對于知識分子的懷疑、擔心，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一度是個普遍性問題，這主要源于十月革命后俄國不少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革命的消極態度。蘇俄的這種取向以及中國舊知識分子客觀上存在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和習俗，導致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了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的認識。但從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采取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接收了大批知識分子入黨，極大地促進了革命事業的成功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各種因素，知識分子尤其是沒有經過民主革命歷練的國統區知識分子包括海歸知識分子，一度沒有像工農分子那樣得到高度的政治尊重。社會主義改造快結束時，周恩來就開始為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奔走呼號。1956年他兩次在黨的會議上為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屬性做肯定的定性，1962年更是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周恩來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就指出：一個在本職工作中訓練有素的人，比起一個熱衷于政治但沒有專業技能的人對社會主義發展更有價值。沒有對于知識分子的尊重，是不可能自信而且響亮地提出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口號的。

　　生產力中心論。“四個現代化”的核心準則其實就是生產力中心論，強調把生產力發展好。雖然在當時沒有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四個現代化”的四個方面哪一個不是體現生產力的內容？生產力中心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四個現代化”理念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礎。所以，“文革”結束后，當時的黨中央因為堅持四屆人大上周恩來宣布的“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和部署，我們很快就實現了撥亂反正，擺脫了錯誤路線的束縛，并最終形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與“四個現代化”戰略理念所內含的生產力中心論的理論邏輯所起的內在涵養作用密不可分。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