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2018年，厲以寧獲得“改革先鋒”獎章，接受頒獎時，他這樣說。厲以寧一生與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緊密相連，1990年出版的專著《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認為是“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書之一”；他是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有著“厲股份”之稱，也被稱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厲以寧愛詩更愛寫詩，其個人學術自傳的第一章便以“詩情原在淡云中”命名。“詩是深思詞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這是厲以寧詩詞創(chuàng)作的追求。據《厲以寧詩詞全集》數據顯示，自1947年以來，他共創(chuàng)作了近1600首詩詞；2021年11月1日，人民政協網以《厲以寧的“詩意人生”》為題，報道了他在詩詞方面的成就。

　　厲以寧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蘇南京，在“以寧”二字中，“以”是排行，“寧”指的就是出生地南京。1951年8月，縱情詩歌，曾決心“工業(yè)救國”的厲以寧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經濟學系，這是他的第二次高考，從此開啟了他與經濟學理論研究緊密聯系的一生。

　　回顧歷史，厲以寧曾連續(xù)30年參加全國兩會。這30年，厲以寧履職盡責，為國家大事也為民生要事。他在全國兩會上發(fā)表的觀點，提出的建議、議案、提案等，總是備受媒體關注，而他的經濟思想也一直為中國經濟改革發(fā)展指路。

　　1988年至2002年，厲以寧曾擔任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個是參與立法，一個是推動股份制改革”，2017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厲以寧這樣總結自己這15年的履職工作。

　　上世紀90年代，中國證券市場雖發(fā)展迅猛，但亟待法律的出臺以規(guī)范其發(fā)展。1992年，厲以寧被任命為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正式參與證券法的立法工作。前后經過7年時間，證券法最終于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通過，這是新中國第一部由全國人大組織專家起草的法律。

　　2003年10月28日，在多次審議后，證券投資基金法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厲以寧也是該法的起草組組長。除此以外，他還參與審定了包括民辦教育促進法等在內的多部法律。近年來，“三次分配”備受關注，而早在1992年，厲以寧便在《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fā)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影響收入分配的三種力量”。

　　從2003年開始，他先后擔任政協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在此期間，厲以寧也非常關注民營經濟的發(fā)展。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曾介紹，2003年下半年擔任全國政協“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專題組”組長時，帶領調研組到遼寧、江蘇等地調研，最終形成了一份詳細的調研報告，上報國務院。“一些政府部門扶持國有企業(yè)或規(guī)模大的非公有制企業(yè)輕車熟路，卻往往忽視了對眾多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yè)的服務，在工作中‘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2004年，厲以寧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上強調，要真正為非公有制企業(yè)“松綁”，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2005年2月，《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若干意見》（“非公36條”）出臺后，厲以寧曾在全國兩會上表示，要打破“非公36條”的玻璃門，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要有細則出臺，而壟斷行業(yè)的國企也要認識到：民營企業(yè)參與競爭，有利于雙方的提高，允許民營企業(yè)進來，對國企長遠來說是有好處的。2010年，厲以寧繼續(xù)在全國兩會上為民營企業(yè)發(fā)聲，他建議，鼓勵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運用資本市場要“并重”。

　　在2008年的全國兩會上，股市波動備受關注，“調低或取消印花稅”的呼聲也很高。對此，厲以寧在面對記者的提問時強調，“印花稅不應雙邊收，從雙邊收改為單邊收是必要的。”半年后，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決定從2008年9月19日起，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征收方式，將現行的對買賣、繼承、贈與所書立的Ａ股、Ｂ股股權轉讓書據按千分之一的稅率對雙方當事人征收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調整為單邊征稅，即對買賣、繼承、贈與所書立的Ａ股、Ｂ股股權轉讓書據的出讓方按千分之一的稅率征收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對受讓方不再征稅。

　　“中國必須改革，不改革沒有出路”，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厲以寧強調。“改革”是他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經常提到的詞語。2005年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厲以寧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困難與體制上存在若干障礙有關，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2016年，他強調供給側發(fā)力主要是通過結構性改革。2017年，他在全國兩會上表示，“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地轉型、不斷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

　　厲以寧曾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指出，我國有四大領域的改革需要解決：第一個領域是國企改革；第二個領域是城鎮(zhèn)化改革；第三個領域是財政稅制改革；第四個領域是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改革的攔路虎是利益集團和制度慣性”。

　　而在履職的后期，厲以寧更心系民生。2007年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他提出政府應著力解決低收入人群的廉價房出租房問題。厲以寧也曾指出，農村住房制度必須改革，應該給農民發(fā)房產證，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隨后的幾年間，教育資源分配、農民工城鎮(zhèn)住房等問題均被厲以寧帶到全國兩會上。“文章發(fā)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2008年的兩會上，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引發(fā)人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厲以寧指出，在全球經濟放緩、需求疲軟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內需才是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關鍵。對于如何擴大內需的探討，他給出了更具體的方向，“我認為關鍵是迅速提高農民的收入。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調整農民的消費結構。”

　　2015年，厲以寧赴陜西、貴州、河北、內蒙古、遼寧和廣東六個省區(qū)做調查，發(fā)現在一些地方的農村，男人出去打工，婦女和孩子留在家里，長達十幾年的分居導致不少家庭破裂，并引發(fā)了很多治安案件。他感嘆農民工數量的龐大，并提出，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首先要解決農民在城市的住房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人家怎么在城市生活、工作。”

　　他在調研的時候還聽到了一個詞——“城歸”。他發(fā)現，當時“城歸”人數越來越多，“城歸”其實想留在城里，想把家人從農村接來。“這說明還是房子的問題，在棚戶區(qū)拆遷的時候，要給農民留下一部分房子。”

　　30年間，他推動股份制改革，主持起草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關注民營經濟發(fā)展......厲以寧提出的觀點始終圍繞我國經濟改革發(fā)展而展開。2017年，厲以寧最后一次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身份出席全國兩會，“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驕傲，就是我們參加了改革，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全國兩會結束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位經濟學家說。

　　2017年3月6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fā)布廳召開記者會，邀請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楊凱生、常振明、錢穎一就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y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回答記者提問。發(fā)布會結束后，厲以寧起身離開會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趙迪/攝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賈驥業(y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