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記者”到海歸，從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到中國科學院院士，今年65歲的鄧子新感慨：“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改變命運的博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鄧子新成長軌跡中的每一步，都可以稱得上是“功不唐捐”——中小學時，山高路遠，他利用趕路的時間把課本背得滾瓜爛熟，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文革”時期，他因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百般刁難，卻從文風百變的大字報中習得寫作的本領；初入大學時，他因英文比同學相差一大截而奮發(fā)圖強，完成從倒數(shù)到前三的蛻變，抓住了出國深造的機會。

　　那段似乎“一切理想都沒有機會實現(xiàn)”的青春歲月，讓他養(yǎng)成了堅韌自強的品質，磨礪出笑對逆境的勇氣。

　　課文都是在上學路上背完的

　　1957年，鄧子新出生在湖北省房縣一個當時與世隔絕的小鄉(xiāng)村，家里兄弟姐妹5個，鄧子新是老幺。他的父母都是農民，雖然識字不多，但對讀書人始終有一分敬畏，千方百計供孩子們上學。

　　當時，家家戶戶幾乎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精打細算的母親常常用半斤谷子換來5斤紅薯給孩子們煮粥喝。即便如此，家里還是常常半個月就吃完了一個月的口糧。小時候，鄧子新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餓著肚子去學校”。

　　小學5年，鄧子新用過的練習本全是用別人剩下的殘本舊紙裝訂而成，而且頁頁都是頂格寫，常常連上下左右那點縫隙都舍不得浪費。“每學期的兩塊錢學費，遲遲無法交上”。

　　鄧子新小學三年級時，“文革”開始，所有的學生都被迫留級，他換過兩次小學，也讀了兩次三年級，初中都是在小學附設的初中班里讀完的。鄧子新對僅有的幾本教材倍加珍視，常常是課本剛發(fā)下來沒多久，他就已經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

　　初中畢業(yè)時，鄧子新考入了縣一中。鄧家住縣西頭，學校卻在縣東頭，有五六里地的路程。家里沒有鐘表，母親靠著天時和雞鳴掌握起床時間，鄧子新天不亮就得出發(fā)，上完晨讀課跑回家喝一碗稀飯又走，每天“一路小跑”往返3個來回，有時干脆餓著肚子上課。

　　每天3個多小時的步行上學時間，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難以想象。但對鄧子新來說，這也造就了他一副“鐵腳板”。如今他年過花甲，走起路來“年輕人都很難趕得上”。

　　過年時，家家戶戶都貼上對聯(lián)，鄧子新視若珍寶。上學路上，他每經過一戶都要跑到人家門口細細品鑒，同時還用手在空中比畫，模仿運筆。一條街走下來，家家戶戶的對聯(lián)內容、字體他都已了然于胸，至今回想，仍覺得“十分過癮”。

　　良好的學習習慣似乎很早就已養(yǎng)成。課間休息，別的同學都在閑聊、打鬧，鄧子新會迅速做完作業(yè)，提前預習下節(jié)課內容。

　　有一次上化學課時，老師正在黑板上寫化學方程式，全班鴉雀無聲，鄧子新突然站起來：“老師，你這個方程式寫錯了，化學反應不能發(fā)生！”同學們都愣住了，齊刷刷看向他。鄧子新鎮(zhèn)定自若地解釋：“按照化學反應金屬的活躍程度，惰性分子不能夠置換活躍分子，反應是不能發(fā)生的。”

　　“課都還沒上，你一下子就能看出來！”化學老師驚嘆不已。這也讓鄧子新備受鼓舞，對化學的興趣大增，化學逐漸成為他在理科中最拿手的學科，為他多年之后在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成就埋下了“草蛇灰線”。

　　愛好寫作幫了大忙

　　十幾歲起，鄧子新已開始為父母持家分憂了。

　　哥哥姐姐出去勞動掙工分，鄧子新就負責砍柴燒火。家附近的柴火都被人拾得差不多了，適合生火的需要到更遠的地方找。這個農家少年一放學就跑到河里去砸石子，賣給鋪公路的工程隊換錢。但經常一砸十天半月，快堆成一座小山了，被民工指揮部發(fā)現(xiàn)，借“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名就一次性沒收了，讓人傷心欲絕。

　　生活艱苦，在鄧子新心底，“一直有個跳出農門的夢想，一直有種改變命運的渴望”。

　　從小熟背課文，鄧子新的語文功底一直不錯。高中時，他師從后來被評為全國特級教師的語文教師黨國定，黨老師上課出口成章，寫得一手好板書，深受同學們喜愛。

　　那個時代還沒有追星一說，小縣城里，花季少年最大的偶像就是老師。黨老師也喜歡聰慧好學的鄧子新，經常把他的作文作為范文在班上念，這讓鄧子新很受鼓舞，對文學寫作的興趣也越來越濃。

　　1975年，鄧子新高中畢業(yè)回到農村。因為寫作的興趣，鄧子新一邊干農活，一邊做起了“土記者”。他拿個小本本四處采訪，生產隊的新人新事，農村的精神面貌，都是他的素材。沒有課外書籍，過期報紙雜志、墻上的大字報就是他的教材。

　　漸漸地，鄧子新“寫出了一點名氣”。縣里、鎮(zhèn)上有什么干部會議、民兵工作甚至婦女計劃生育典型，都來找他寫報道。

　　那時候“土記者”投稿不用貼郵票，鄧子新就在稿紙下面墊上七八層復寫紙，手腕上攢著勁兒寫字，寫出一式幾份的稿子，天南海北地到處郵寄。

　　從《鄖陽報》《湖北日報》《人民日報》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他投了數(shù)百篇稿件都是石沉大海。即便如此，鄧子新仍不知疲倦地“鉚著勁寫”。白天在生產隊干活，晚上在煤油燈下寫作。

　　如今回想起來，鄧子新覺得當時的自己有些“天真好笑”。“但當時的我，對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希望能被伯樂發(fā)現(xiàn)，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機會。”

　　終于，《鄖陽報》采用了鄧子新一篇關于應征入伍士兵家屬自強不息的通訊報道，年底還被評選為“模范通訊員”。“我自豪得不得了，從此更是一發(fā)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也能寫出洋洋幾千字。”

　　高考頭一天，鄧子新還在山上打眼放炮。考試當天早上，媽媽給他炒了一碗飯，算是無聲的鼓勵。家里沒有鐘表，鄧子新看著天要亮了，就動身出發(fā)，帶著開山放炮的一身泥土，走進破舊不堪的縣一中考場。

　　沒有多少時間復習，但好在長期的新聞寫作鍛煉，讓鄧子新在文筆和政治嗅覺上占了優(yōu)勢。高考成績出來，鄧子新憑著語文、政治比別人高幾分的優(yōu)勢，達到了湖北考生參加初選的標準，成為所在公社6個農業(yè)大隊唯一首批初選的考生，被華中農學院（今華中農業(yè)大學）微生物專業(yè)錄取。

　　鄧子新感慨，倘若沒有當初的“土記者”，大概也就沒有后來的“鄧院士”了。“現(xiàn)在想想，我為改變命運作出的種種努力，在當時大多付諸東流。但長遠來看，正是這些‘膽大包天’的行為，讓我受益匪淺。所謂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逆境中自強，順境中自律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鄧子新沉浸在知識的海洋里，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從來沒有給自己放過一天假。

　　而在艱苦環(huán)境中成長的鄧子新深諳逆境對人格塑造的深遠意義。在實驗室里，他常鼓勵學生：“不要害怕失敗，失敗有時也是一種美妙的體驗。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變成財富，要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

　　1984年，鄧子新在做細菌DNA的電泳實驗時，觀察到一個現(xiàn)象——在同一塊電泳凝膠上，有些細菌的DNA發(fā)生了降解，另一些則沒有。這在微生物領域似乎已經司空見慣，很多文獻對此都有同樣的解釋，即認為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但鄧子新卻想“刨根問底”。

　　在他看來，整個DNA的提取、電泳等過程中都是同一個人操作的，為什么在同樣的環(huán)境、操作方法和實驗條件下，不同生物來源的DNA會出現(xiàn)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情況？這不應該是DNA提取過程中人工操作的問題，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遺傳特性決定的。

　　帶著這個疑惑，鄧子新回到了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回到了母校的獅子山上，希望在這里證實自己的猜想，為祖國作出貢獻。

　　剛回國時，國家給留學人員免稅指標買回的“稀罕物”——冰箱、微波爐沒有被鄧子新搬回家，而是放進了實驗室里存試劑和融化試劑。

　　當時在武漢很多試劑買不到，他就自己坐20個小時的火車跑到北京、上海購買。試劑怕高溫，鄧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車長商量，把試劑放到餐車的冰箱里保存，即便如此，試劑還是經常因溫度不合適而損壞，“當時做事是真難啊！”

　　更困難的是新穎的想法并不總是能夠得到同行的認可或支持。

　　20世紀90年代中期，鄧子新實驗得到初步數(shù)據(jù)，分析這種現(xiàn)象可能與硫有關，但因為想法太新，國際國內都不認可，曾經廣受關注的學術新秀在這個項目上數(shù)次申請都“名落孫山”，論文沒處方發(fā)，也得不到像樣的資助。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鄧子新試圖在各大國際會議上通過回應專家的質疑獲取支持。每面對一個提出的質疑，鄧子新和他的團隊都要經歷一兩年的實驗過程才能解答。

　　就是這樣一個“非共識項目”，被鄧子新在痛苦與執(zhí)著中“放下又撿起來，反反復復無數(shù)次”。

　　沒有經費，他從別的項目里擠出經費來。最困難時候，甚至實驗室里的學生都在悄悄告誡新進師門的學妹，“這個項目就是一個天坑”。

　　終于，經過近20年在黑暗中的摸索，2004年，鄧子新的團隊在實驗中證實了細菌DNA分子中第六種元素——硫元素的存在，改變了全世界對DNA的認知。

　　次年，鄧子新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一年，他才48歲。2007年，硫修飾的精細化學結構得以闡明，這一發(fā)現(xiàn)被評為“全球十大科學新聞”。

　　一個石沉大海的謎被解開了，鄧子新將冷板凳坐熱，在國際上開創(chuàng)了表觀遺傳學一個嶄新的分支領域。“就像站在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上一樣，一切都那么開闊，可以看得那么遠”。

　　“一帆風順的人不會有大的作為。”鄧子新寄語青年一代，每個人的一生其實大多都是在逆境中度過，順境的時候比較少，“要記住一點，逆境中自強，順境中自律，有敢于把冷門焐熱的勇氣、執(zhí)著和毅力。”

　　朱可芯 徐周燦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雷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