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記》書封

　　1936年，小說《亂世佳人》在美國出版，奧運會在德國柏林舉辦。此年初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北平出發到達中國西北的延安，隨后寫下了其一生中最為著名的紀實作品《西行漫記》。它還有一個人們更為熟悉的名字——《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一直被認為是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本著作。而鮮為人知的是，斯諾寫這本書的重要素材來源之一，就是毛澤東同志組織編寫的長征回憶錄匯編——《紅軍長征記》。

　　《紅軍長征記》是毛澤東同志于1936年組織編寫的長征回憶錄匯編。那時，紅一方面軍長征剛結束不久，作者都是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而且他們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都是內心真實的反映，因此真實性是《紅軍長征記》最寶貴的特征。

　　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紅軍長征記》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傳。上海交大歷史系劉統教授經過多年努力，對其重新做了整理與注釋，這便是我們現在見到的這本《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以下簡稱《紅軍長征記》）。劉統教授此前曾長期在軍事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是知名的黨史、軍史研究專家。2006年曾整理出版了《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03），2019年三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記》可視為2006年中央文獻版的升級版。此版增加了5篇謄清本文章，對其他文章也做了相關修訂，進而更全面也更接近歷史原貌，是目前為止最全面完整的長征原始記錄。

　　書中許多細節值得回味和思考。比如，署名必武（董必武）的《出發前》一文結尾處寫道：“我們向陜、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后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樣的堅決想隨軍出發呢？這都不能懸揣。但在長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為的困難，不曾令我絲毫沮喪過，同著大家一齊克服過了。到瓦窯堡后，東征時還是躍躍欲試。這樣看起來，即在出發前知道路很遠，時間很久，險阻艱難很多的話，也未必能變更我隨軍的意念吧！”此中可見當時紅軍撤離蘇區被迫西行時，是沒有明確方向的，這一點，或更符合邏輯。又如，劉亞樓《渡烏江》文中的機智勇敢，其細膩真實狀，非親歷者自不可寫就，其真實性毋庸置疑。我一直固執地認為，只有真實的東西才能打動人（或者說最打動人），書中的記敘也因細膩真實而頗具可讀性，這也是這本記錄匯編型紀實文學的一大特點。

　　《紅軍長征記》有著多方面的珍貴史料價值。歷時兩年、跨越十余個省的長征，其間所經山川河流、草木人文種種，自不勝數，《紅軍長征記》中豐富的細節描寫，自然少不了記載沿途所歷地理地貌、氣候氣象、歷史風土、生活交通種種，這些自然就成為全方位研究長征歷史絕佳的第一手資料，也為其他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多視野的參考和發掘的可能，書中所涉及彝族和藏族區域的記載亦較為豐富，可以為我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參照。

　　《紅軍長征記》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其中每一篇回憶都體現出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與艱苦的自然環境作斗爭的豪邁精神。舒同的《蘆花運糧》描述紅一軍團2師直屬隊克服種種困難，運送糧食救濟凍餓交加、危在旦夕的6團指戰員。當他們及時將糧食運到時，6團的同志們激動萬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講述紅軍干部們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頂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談笑作樂，表現紅軍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記述紅軍過草地時，大家相繼絕糧。羅榮桓、賈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麥粉貢獻出來，煮面湯讓大家分享。而莫休寧肯在泥濘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馬背上馱一捆柴，宿營時依靠點燃的小火堆，與大家一起度過那潮濕寒冷的黑夜。這些回憶錄中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一切都顯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難中顯示出靈魂的純潔和升華。

　　長征的親歷者們，當時都是一群和我們一樣的年輕人，就是這群年輕人的偉大壯舉，才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才有了日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才有了新中國的建立……才有了超越時代和地域限制而趨于永恒的長征精神，留給我們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紅軍長征記》則從真實性角度給了長征一個更加具象和樸素的注解，而讀罷掩卷卻更覺長征之偉大、精神之永恒。

　　（作者系全國青聯委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

　　陳義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