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城市規劃家的人生

　　不久前，英國塔橋劇院戲劇作品《直線偏執狂》的現場影像在中間劇場舉行了中國首映。由此，中國觀眾走進了一位他們可能此前并不十分了解的美國城市規劃名家羅伯特·摩西的職業人生，目睹這位塑造了20世紀早中期紐約城市面貌的爭議人物在兩個事業關鍵時刻的處境與態度。當我們的思緒逐漸飛至地球另一端的“大蘋果”，開始熟悉曼哈頓、長島、皇后區等羅伯特·摩西所苦心經營的城市景觀后，便被他的飾演者拉爾夫·費因斯卓越的演技所折服，在人性層面感受到強烈的共鳴感。

　　壯年的羅伯特·摩西雄心壯志，致力于讓新興的市民階層同樣可以享用紐約長島美麗的海灘，而在此之前，這是世代承襲當地土地的顯貴所擁有的特權。百折不撓的主人公最終如愿以償。但至晚年，羅伯特·摩西暴露出愈發偏執的一面，他執意將高速公路貫穿紐約，為此不惜拆除看似阻礙發展的社區，遭受各方勢力的抗議。這個已蛻化為不愿去承認錯誤、聽取忠言、關心他人的老頭，最終淪為孤家寡人，事業一敗涂地。

　　雖然在放映前的導賞視頻訪談段落中，本劇編劇大衛·黑爾也談到，羅伯特·摩西從壯年的銳意改革發展為暮年的冥頑不化，是他在閱讀其傳記時感到要為此創作的動因，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再向深處邁進一步，對羅伯特·摩西及其代表的20世紀西方城市規劃學乃至社會科學、美國社會的轉型加以了解，便會打開對《直線偏執狂》的更多理解空間，進而體味這部作品更為豐沛而高妙的成功之處。

　　現代化洪流助力羅伯特·摩西的前半生

　　《直線偏執狂》的第一個戲劇場景，便是羅伯特·摩西為了長島的公共度假區劃與長島地主展開唇槍舌戰。他的一句臺詞道出了此刻時代的變遷：人們發現了休閑(leisure)。這并非一句喜劇色彩的調笑，在旅游學著作如《游客的凝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旅游活動，其實是伴隨著19至20世紀西方現代化進程所衍生出的“發明”：“我們之所以要追溯海濱度假勝地的發展，原因無他，只因為它是有史以來首次出現的大眾旅游。”這種海濱度假式的旅游，本質上仍是現代性“社會分工”的組成部分，即“更好的休息，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休閑不再只是上流社會的特權。最早在英國，被束縛在辛苦勞動中的工人階層，開始產生對休養生息的同樣需求。而在前現代，勞動者還并未與現代意義的“職業”概念綁定，“工作”的范疇與時空尚且沒有被明確而嚴格地指認，也便自然遑論“休閑”了。

　　進而我們可以理解，羅伯特·摩西早年所處的時機，正是美國跨步向前的現代化進程。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正處在一戰結束后的繁榮期，即菲茨杰拉德所謂的“爵士樂時代”，而在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后，羅伯特·摩西又在羅斯福新政的背景下，繼續利用政府對公共建設的支持興修土木。因而相比固守祖產的權貴，懷揣長島建設計劃的羅伯特·摩西顯然更是時代的寵兒。與他同時的、以1931年建成的帝國大廈為代表的摩天大樓，讓紐約逐步成為了世界級的現代都會、鋼鐵森林，而羅伯特·摩西的愿景則是讓這個開始擁擠不堪、交通不便的城市“接觸到光和空氣，為它增添了綠色的公園和操場上的笑聲，建造出寬闊的公園大道和高速公路，使城市和鄉村連為一體”。

　　實際上，與其說羅伯特·摩西自身帶有某種自覺的進步觀念，表現在為市民階層爭取更為怡人的生活條件，不如說當時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便涌動著一股偏向左翼的能量，為此后歷史的進程埋下伏筆：《直線偏執狂》中，羅伯特·摩西格外鐘情的“輪子上的美國”的新生活方式，反映的就是福特式流水線生產模式問世后，汽車工業的蓬勃。汽車的普及不僅帶來了車水馬龍的現代景觀，同時它也重新構建了市民階層的出行版圖以及由此可以展開的生活想象。羅伯特·摩西將遠離城市中心的長島納入紐約交通半徑的改造，更深層次地看，是汽車生產成本得到壓低后，新興車主以此強化了自身“用腳投票”的權利。所以雖然我們與編劇無法鉆進羅伯特·摩西的靈魂深處，去探問如劇中所展現的主人公執著于為長島修建高速公路而拒絕公共交通，到底意味著這位歷史人物懷有怎樣的階級立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羅伯特·摩西女助手的臺詞：“你曾經順風，現在卻是逆風了。”《直線偏執狂》上半場所展現的曾助力壯年羅伯特·摩西走向頂峰的現代化進程的時代洪流，很快就將在下半場中，以更為進化的面目反噬羅伯特·摩西的晚年。

　　敗于“后現代幼崽”之手

　　《直線偏執狂》中的簡·雅各布斯是以羅伯特·摩西其貌不揚的反對者形象在下半場登場，但其實她是西方城市規劃史上的名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炮轟現代城市規劃“機械理性”的先鋒。現在的我們，不難理解西方人20世紀60年代對“大拆大建”型城市規劃的抵觸情緒。一系列因城市改造而產生的社會矛盾不僅存在于《直線偏執狂》中，在《西區故事》等更多文藝作品里也有展現。對于羅伯特·摩西以及此前創造出城市規劃這一年輕學科的先行者而言，最基礎的信仰即是通過理性的計算，現代社會的偉大成就——城市，亦可如機器般被部署至趨近理想。這種自信態度的登峰造極之作，包括印度的昌迪加爾與巴西的巴西利亞——這兩座完全新建的城市都出自柯布西耶式的當代城市構想，而事實證明，再自以為周密的功能規劃，都無法填平投入使用后城市居民實際而具體的不適與再造。與羅伯特·摩西一道，現代建筑運動主將柯布西耶的城市規劃理論也是簡·雅各布斯批判的對象。《直線偏執狂》為我們生動呈現了與她一道反對主人公的時代之音所提出的主張：尊重社區，尊重城市的生命節律，尊重多元聲音。而這些，恰是在西方上世紀60年代閃亮登場的后現代浪潮，之于城市規劃這一領域所投射的光照。

　　劇中羅伯特·摩西有一句一閃而過的臺詞——“文物保護就是敲詐”，指反對者主張社區擁有寶貴的歷史而不應被破壞，主人公卻一笑而過。僅以此例入手我們便能看到，確如《直線偏執狂》所展現的，羅伯特·摩西之后的歷史判定了他最終的失敗。如今在中國，吸納社區參與城市更新、警惕一刀斬斷城市文脈，也已成為規劃師的共識。但在西方的1960年代，不將所謂的老舊建筑視為城市的結痂，反而以有機更新的方式使其重獲生機，這種跳出現代性的二元對立的觀念尚屬先鋒。羅伯特·摩西沒有跟上的時代，不像劇中那位新入職、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有色人種女性角色那么簡單，他是徹底敗在了他親自喂養大的現代社會怪獸所滋養出的后現代幼崽之手。也正因為此，篤信存在唯一正解的這位現代性教徒，又怎能在眾生合唱的后現代狀況中，不捉襟見肘、外強中干呢？

　　“觀念政治”帶給創作者的挑戰

　　《直線偏執狂》再次為國內觀眾展示了當代世界“觀念政治”之于個人與時代的強大力量，起到攸關作用的“政治”不再只是節點性的事件抑或關鍵性的人物，思想間的碰撞與迭代，同樣甚至更深層次地在形塑著社會權力。本劇的兩條線索——社會論壇與個人故事緊密纏繞，這其實便是觀念政治的上下兩極，即無論是社會議題的潮水走向，還是個人生活的愛恨糾葛，在思想結構愈發錯綜復雜的當代世界，它們都難逃觀念政治的語境。實際上，類似的英美當代劇作，近年已在國內觀眾面前有過多次登場：大衛·黑爾的另一部杰出作品《天窗》，就以一對有過舊情的男女的重逢，帶出英國社會左右立場的齟齬；西蒙·伍茲編劇的《議事錄》又與《天窗》有著相似的主題與結構，這一次作品聚焦了婚姻走向危局的政客與他的妻子；戲中戲《文藝趣向》不僅分別描繪了詩人格雷格·奧登和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頓以及扮演他們的演員生命中的歡樂與憂愁，編劇阿蘭·本奈特還通過有意的對照，反映了不同時代對敏感議題激進與保守態度的變遷；至于戴維·馬梅特筆下的《奧莉安娜》，則更是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沖突，具象化為兩個角色間戲劇性的性格較量……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戲劇“政治性”與“人性”孰為第一的爭論，曾將這兩個概念在中國簡化為互為矛盾的二元，仿佛“政治性”的戲劇論事，“人性”的戲劇言情，二者難以兩全。然而《直線偏執狂》又一次提醒我們，當代世界的政治性已未必是正邪之爭，人性也不止是七情六欲，其實你與我既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觀念所左右的社會。所以，擺在創作者面前的挑戰便更為艱巨了：僅僅用真誠之心深入當代世界或許已不足夠，同樣大有必要的，還有以智識學習理解當代世界的知識與理論，因為“觀念政治”的范疇不僅包括當代世界，也包括戲劇本身。(奚牧涼)

　　(來源：北京日報 2023年1月31日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