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文化偉人，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統的繼承和弘揚。但對他一生營營于干謁權貴、汲汲于謀求利祿的行為，后人亦不無微辭而時有詬病。

　　如司馬光評其《閔己賦》，認為顏回的簞食瓢飲不過“哲人之細事”云：“韓子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志銘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貧賤如此，焉知顏子之所為哉！”陸唐老評其《符讀書城南》詩則云：“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微見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此豈故韓愈哉！”鄭少微評其《與孟簡尚書書》以為：“孟子藐大人，輕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頔、干宰相……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自知矣！”黃唐評其《后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則以為：“韓上宰相書歷道饑寒，有‘溺爇于水火’‘大聲疾呼’之語……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殉道耶？故論人于已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于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等等，不一而足。包括近世錢名山先生，對之也頗有非議。

　　這樣的認識和評價，蓋出于儒家“士志于道”的一貫傳統：“君子固窮”，“安貧樂道”，“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這方面的典型榜樣，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顏回，在韓愈的時代，甚至被尊為陪祀“先圣”的“亞圣”！

　　但一方面，盡管孔子高唱“富貴于我如浮云”，同時卻又坦言“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而且尤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物質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在韓愈的心目中，顏回并沒有為儒學作出真正有價值的實際貢獻，真正一脈相傳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統的是孟子。包括后來孟子取代顏回成為陪祀孔子的“亞圣”，便歸功于韓愈；自然，韓愈也成了孟子的嫡傳。而恰恰是孟子，比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義與衣食的關系：“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上》）也就是說，無論國計還是民生，也無論群體還是個人，物質都是第一性的需求。

　　在《進士策問十三首》中，韓愈認為“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谷帛既豐，無饑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義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正與孟子是同一思想。在《杇者王承福傳》中，又借王口說：“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則與孔子所講的“富與貴，人之所共欲；貧與賤，人之所共惡”是同樣的意思。

　　韓愈從小力學，20歲應科舉不中，25歲中進士第卻不試，直到35歲才正式進入官場獲取俸祿。但宦海沉浮，屢遭貶謫，所得菲薄。“窮鬼”“驅之復還”，如影隨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貞元十五年（799），他在《答李翱書》中說道：

　　仆之家本窮空，重獲攻劫（指宣武軍動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于人以度時月……不知何能自處也……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圣人而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仆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

　　貞元十八年（802）《上于襄陽書》中又說：“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永貞元年（805）《上兵部侍郎李巽書》再說：“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卒無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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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活究竟貧困到什么樣的程度，竟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向人訴苦，乞求同情和幫助呢？

　　我們知道，韓家“口多而食寡”。他兄長早逝，嫂嫂和侄子均由他撫養。他自己的兒子，見于韓集文字的有昶、符、爽、佶四人，或以符為昶的小名，則當有三子（43歲撰《乳母墓銘》自述二男）。但見諸友朋文字的，僅昶一人——那么，另二子為什么無人提及呢？又，據皇甫湜《韓文公墓志銘》，他至少有六個女兒（《乳母墓銘》自述五女），女婿分別為李漢、樊宗懿、陳氏、蔣係（嫁給李漢的女兒在李去世后成為樊宗懿的填房），則另三位女兒又何去何從了呢？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貶潮州，侄子送行，妻子兒女隨行。四女拏，時年12歲，一路“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飲食，又使饑渴。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女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依托”，直到長慶三年（823），韓愈還京官京兆尹，才將她歸骨而葬。拏既窮餓而死，則揣想其他幾個未見諸他人文字的兒女，也有可能因窮困而夭折或早逝了。而他的侄子老成、侄孫滂先他而去世，則是有文字記載的。

　　至于韓愈本人，撇開其只活了57歲不論，因為古代人的壽命多在60歲上下。他早在35歲便開始掉牙，這實在是甚為稀見的！嗣后更一發而不可收，“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儻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到45歲僅剩松動之中的12顆！且“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發五分亦白其一；其須亦有一莖兩莖白者”。英年而早衰如此，足見其因缺衣少食、營養嚴重不良而導致的身體狀況之差！是豈雖簞食瓢飲而足以為生者所可同日而語！

　　明乎此，對于韓愈不甘“寂寞”地營營于權貴、汲汲于利祿，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評。同時也提供了我們對儒家“志道弘毅”的重新認識，也即為人先為己，只有修身齊家有了保障，才談得上治國平天下。所謂“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決不是要人棄食謀道，更不是教人以貧為道。韓愈“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表面上顯得志存高遠，實質恰恰是孟子所譏的“道在邇，求諸遠；事在易，求諸難”的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不率先解決自己的吃飯、生存問題，一切雄心壯志、豪言壯語，都不過是空中樓閣。

　　仆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圣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后知仕之不唯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答崔立之書》）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則正在食啊!脫離現實的理想，就這樣落實到生活的現實之中。韓愈的一生好為諛墓文，固然是為了錢財；但他的好干謁權貴，卻不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的俸祿，同時更為了實現“原道”以經時濟世的理想。

　　要想實現這一理想，首先必須取得一個“達”的平臺。尤其是“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于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與鳳翔邢尚書書》）。這一平臺的取得，雖然“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是自上而下的發現，但畢竟有司者貴人多事，多事百忙，便難免無暇全面顧及沉淪下層的人才。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尚且周游列國、奔走王公，誠所謂“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后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下而上的“自進自舉”：“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矣，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同上）。如果“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則必使“高材多戚戚之窮”而難酬其志（《上于襄陽書》）。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同時也是道統的挫折，所謂“果以自棄，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上宰相書》）所以，“身居窮約”的“在下之人”，于有司“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在《應科目與韋舍人書》中，他更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是有一“怪物”應該就是龍，得水則升騰變化、上下天地，失水則為獱獺之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于眾也，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孔子曰：“謂（我）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知我罪我，其惟夫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