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國帶給全人類的偉大貢獻。中國瓷器至宋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名窯林立，千姿百態。精美瓷器、典雅生活、高雅品位，成為南宋都城臨安的風尚，也是今天宋韻杭式生活之源。

　　宋代“五大名窯”中的官窯，就誕生于南宋臨安。南宋官窯的郊壇下窯早已發現，而修內司窯卻成了千古之謎，直到1996年……

　　今天，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發現者華雨農為您講述他與南宋官窯的千年之約：

　　1985年初春，我從生產龍泉青瓷的浙南山區麗水調到省城杭州，當時謀職的單位緊靠中河。不久之后，中河開始改造。那時候或中午，或傍晚，我總喜歡到中河邊轉一轉，看到許多人在爛泥堆里掏撿古錢幣，還有其他古物。

　　盡管從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略知中國是陶瓷之國，盡管從小捧著瓷碗吃飯長大，盡管在生產龍泉青瓷的麗水地區工作了5年且參觀過龍泉瓷廠，但我對中國古陶瓷的了解依然膚淺。

　　當時，看到一塊塊熠熠生輝的古瓷片展現在我的眼前，也看見他人花100多元人民幣買進一塊一節手指那么大的南宋官窯瓷片，我的內心深處觸動了一下：那是我2個月的工資啊！

　　這是我對南宋官窯的初步印象，也隱約看到了南宋官窯的與眾不同之處。

　　史料記載，南宋官窯應有兩處，先“置窯于修內司，造青瓷，名內窯”，后“郊壇下別立新窯”。南宋郊壇下官窯窯址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發現，但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一直沒有找到，那么，它究竟在哪里呢?

　　出于對南宋官窯的好奇，很長一段時間，我經常去南宋皇宮遺址附近一帶，跑遍了山山溝溝。那個地方，一般人可不敢隨便進去，畢竟山上處處是墓地。

　　1996年夏季的一天，我與陳方曉走進鳳凰山與萬松嶺之間的一條雜草叢生的溪溝里，從下往上，走走停停，走到半山腰時，突然眼睛一亮：這里居然有支釘、墊餅、墊圈，且還有不少匣缽，現場竟有一些南宋官窯瓷片……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就這樣被我們發現了。

　　1996年11月8日，上海的《文匯報》對這一重大發現首先作了報道，隨后《錢江晚報》、新華社、香港《文匯報》、美國《僑報》等海內外媒體作了大量報道。

　　1997年1月12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我和陳方曉撰寫的《南宋修內司官窯初論》一文，在考古、學術、收藏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隨后，杭州市考古研究所對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2001年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的發現，在業內也引來諸多討論與質疑。

　　南宋修內司官窯在發現之前，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曾經寫過兩篇文章：《南宋官窯修內司窯址問題的商榷》與《南宋官窯窯址和有關資料》。沙老根據他對文獻資料與南宋時期人物的考證，得出了南宋修內司官窯是不存在的結論。由于沙老地位高名望大，所以浙江的考古專家也認同他的觀點，認為修內司官窯是不存在的。確實有很多專家并不認同我們的發現，有人則通過記者采訪的形式發表觀點，表示不可能有這么個窯址。

　　當然，也有北京、上海、景德鎮等地的專家學者支持我們。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先生、上海博物館的汪慶正先生，還有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劉新園先生，都給我們來信，對這一次新發現表示大力支持與充分肯定。尤其是耿寶昌先生，他來信寫道：希望繼續努力，重視對兩窯產品的比較研究。

　　從此，我對南宋官窯更加關注了。我的業余時間，幾乎都用在了南宋官窯的研究與收藏方面。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發現時，我們發現有些標本類似“傳世哥窯”瓷器。

　　2004年，我在杭州古都文化研究會論文集中發表了《“傳世哥窯”疏正》一文，大膽論證了那些到南宋的所謂的“傳世哥窯”瓷器就是南宋官窯的一部分產品，我還收集了許多證據。現在，這一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同好與專家的認可與肯定。

　　30年來，我已集藏了大量的南宋官窯標本，大大小小已有上萬片之多。與大多數藏家和研究者不同，有些人會選一些釉色特別漂亮的殘片，而我專挑一些黃的紫的月白的等釉色比較偏的殘片。對于考古研究者而言，標本是最好的老師。

　　這些年，我還總結出鑒定南宋官窯瓷器的“20法”，受邀在浙江圖書館文瀾講堂、浙江藝術職業學院、清華大學藝術收藏鑒賞班、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浙江工商大學、浙江衛視收藏欄目等主講南宋官窯青瓷鑒賞及南宋宮廷用瓷。我也堅持在微信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我的讀瓷心得與體會。

　　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的發現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為，這是我與南宋官窯的千年之約。（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