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小米、住半地穴建筑、用陶器、戴玉飾

　　五千年前科爾沁先民是這樣生活的

　　◎武 峰 郭偉偉 本報記者 張景陽

　　近日，隨著通遼市高質量發展中央媒體集中采訪活動，記者走進距今五千年的哈民遺址，有幸一睹新石器時代哈民先民的生活日常。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鎮的哈民遺址，以其完整的保存程度，向世人生動再現了新石器時期這一聚落的歷史。哈民遺址的發掘，實證了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中，西遼河流域科爾沁地區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哈民艾勒嘎查一位王姓牧羊人放羊時發現了一些陶器的殘片，用手再往下挖，一個完整的陶罐顯露出來。“沙地出寶！”的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開。

　　在通遼市文化局文物科、科左中旗文化局等部門的協作下，時任內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吉平帶領內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立即趕往現場。吉平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處重要的遺址。2010—2014年，吉平帶領考古工作者對這個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發掘面積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環壕以及人骨遺骸，同時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1000余件珍貴文物，以及大量的碳化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種子。

　　吉平介紹，哈民遺址的房屋群坐落在一片相對平坦的沙地中，保存狀況良好。經探定，該遺址年代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屬于新石器時代。

　　根據氣象資料記載和考古發現，5000多年前的科爾沁地區，氣候逐漸變暖，豐茂的水草，“野蠻生長”的野生動物和植物為哈民先民的生存發展創造了條件。

　　《哈民遺址遠古大揭秘》的作者王明義告訴記者，哈民遺址出土的農作物種子，經專家鑒定屬于粟、黍和大麻，可以認為哈民遺址的農業特點是以種植旱地作物粟和黍為主。而糜、黍遺跡和石斧、石磨盤等生產生活工具的發現，說明哈民時期農業已經比較發達，哈民先民當時已經以小米和黃米為食。

　　遺址出土了種屬豐富的動物骨骼，同時在聚落內的房址、灶臺等發現了大量燒痕骨骼，“可以判斷，狩獵和漁撈在當時哈民人的生活中應該仍然是重要的生存手段。”王明義說。

　　2013年8月，來自國內考古界的40多名專家學者專門針對哈民遺址在通遼市召開了學術研討會。“關于哈民遺址文化遺存的文化性質，個別學者認為，系紅山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不妨命名為紅山文化哈民類型，但是，多數代表認為可以命名為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即哈民文化。該文化陶器的突出特征是以筒形罐、小口雙耳壺、缽碗和素面灰陶小口罐等為基本組合，陶器器表以麻點紋最常見。”當時擔任會議主持人的吉平回憶說。

　　參加研討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勛認為，哈民遺址發掘的房屋，清楚地展現了房頂構件的遺跡，使復原房頂和結構有了真實的依據。根據發掘結果，楊鴻勛復原的哈民房屋的結構是：半地穴建筑，靠墻壁內側立柱、在柱上架梁、在梁上架檁、在檁上綁橫棍以固定傘狀的房頂，長長的房檁，一端朝向房頂，另一端斜立在地面上，致使半地穴墻壁內側的邊上，留出一定寬度的臺面，可供擺放物件。

　　內蒙古民族大學歷史專業副教授、西遼河文明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介紹，從遺址發掘出的81座房址來看，5000多年前的哈民人就已經擁有了“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的能力。哈民聚落的空間布局規整，屬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態。

　　專家分析認為，從出土的蚌飾、蚌鏈等蚌器制品看來，哈民先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審美情趣，并熟練掌握打磨、鉆孔、定型等技術，制作出了精美的裝飾品。

　　“哈民遺址還出土了不少玉器，玉璧、玉璜、玉墜飾件等都造型精美，質感溫潤，絕大多數出土于人骨集中的房址之內，這意味著玉器應該是哈民先民隨身佩戴的裝飾之物。而面積較大的房址中出土玉器最多最集中，似乎也說明，當時的哈民人已經有了身份地位和貧富之間的差別，階層和等級制度已經出現。”曾經參與過哈民遺址考古發掘的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朱永剛說。

　　在哈民遺址博物館展廳，一只黑褐色的陶豬十分引人注目。“該陶豬是一頭被馴化之前的野豬形象，也被我們稱為‘中華史前第一美陶豬’。陶豬也是哈民遺址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動物為主體的圓雕陶器。”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服務中心主任董哲說。

　　哈民遺址出土的文物多有中原地區文物的影子，比如出土的鈄，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影子；出土的陶壺，屬于典型的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等，這些均說明，當時的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有共同的符號、信仰。從審美、生活習慣、符號崇拜上，人們有了一個根或共同的旗幟。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蓋之庸介紹：“由于哈民遺址所在的科爾沁草原位于遼西地區、松嫩地區和吉長等地區的交匯處，故其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同時也受到了周鄰地區先進考古學文化的強烈影響。哈民遺址的發掘為研究科爾沁草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