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曉玲（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紳士最初的含義與世襲的貴族頭銜有關，流傳最廣的定義來自16世紀的英國牧師威廉·哈里森。哈里森分別考究了“紳士”的拉丁語詞源（nobiles et generosos）和法語詞源（nobles or gentlehommes），拉丁語中“gens”是族群和姓氏的標志，因此尊貴的出身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是其主要特點。哈里森這樣描述“紳士”：“舉凡研究本王國法律的人，舉凡在大學潛心鉆研書本或講授自然學科或人文學科的人，舉凡在戰時服務于指揮官職位或在國內出謀劃策以造福于國家的人——同時，如果他們可以無需靠體力勞動為生，能夠并愿意承擔紳士之尊榮、費用和儀容，就應當以他的金錢為代價授予他家族貴族紋章......從此以后他們便享有紳士之名了。”

　　實際上，在17世紀之前，除了所謂的紋章之外，“無需靠體力勞動”才是所謂“紳士”最明顯的標志，不僅如此，討論金錢或者和金錢有關的商業活動都被看作是下等的、丟臉的事情。然而英國經歷內戰以后，貴族失去了作為國民典范或守護者的身份，即便擁有高貴出身，也不再擁有天然的道德優越感，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勤勉和忍耐逐漸為他們贏得了“紳士”的稱譽。

　　長期旅居英國的瑞士作家梅吉（1644—1718）對英國的“紳士”問題做過詳細研究。在他最廣為人知的著作《英格蘭的新狀態》（1691）中他一方面堅定地維護貴族的上流地位，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一種新現象的出現：“沒有任何盾形紋章，但是接受過人文或文雅教育，看起來像紳士一樣（不管他是不是），擁有自由體面生活必要資金的人，在英格蘭通常被稱為紳士。”到了1745年，在《大不列顛的當前狀態》（1745）出版第11版時，梅吉進一步完善了“紳士”的定義：“簡而言之，紳士的稱號通常在英格蘭被授予所有將自己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的人，這種區別通過得體的著裝、優雅的風度，良好的教育、學識，或者獨立的身份地位獲得。”

　　很明顯，文化素養已經取代頭銜或出身，成為紳士的標志。紳士概念的擴展為很多中產階級特別是商人提供了地位上升的機會，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商人兼小說家笛福。無論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小說作品中，笛福都表現出對“紳士”身份的熱切追求。笛福原姓“福”，為了彰顯自己的身份，他特意為自己的姓前加上了聽起來頗具貴族范兒的“De”。在小說《羅克珊娜》中笛福把商人的地位置于貴族之上，稱他們為“最好的紳士”，因為勤勉能干的商人比那些無所作為的貴族對社會有更大貢獻：“一個地道的商人是全國最好的紳士，無論在知識上，在儀態上還是在判斷力上，商人都比許多貴族強。他們一旦控制了世界，雖然沒有地產，也比有地產的紳士富有。”如果一個人缺少美德和教養，即便出身貴族，也不能稱為貴族。不僅如此，他認為商人不僅具有財富，而且他們聰明理性、勇氣可嘉又溫和低調，“若能輔之以文雅教育，使之為國效力，必能在各方面顯現出作為完美紳士之特質”。

　　為了使中產階級得到普遍的“文雅教育”，這個時期的英國出現了許多培養紳士品味的刊物。比如艾迪生和斯梯爾于1709年和1711年合辦了針對中產階級教化的著名刊物《閑談者》《旁觀者》。在1711年3月《旁觀者》第10期中艾迪生明確宣稱，他們辦刊宗旨為“以智慧激活道德，以道德調控智慧”。他在刊物中描繪出完美的紳士形象：“禮貌的言談、高貴的情感、激情服從理性控制等，這些都是紳士的基本素質。”斯梯爾在字里行間已經明確把紳士一詞與過去的貴族頭銜分離開來，而將它用于引導中產階級的良好教養方面。英國最早以“magazine”命名的雜志《紳士雜志》便是以中產階級商人為對象而創辦，這一點從雜志的全稱便可看出：“紳士雜志：或商人通訊月刊”，該刊于1731年1月由英國報商愛德華·凱夫（1691—1754）創辦,在18—19世紀廣泛發行，對于中產階級紳士身份的形塑發揮了重要作用。

　　托克維爾在英國游歷的過程中敏銳地察覺到了英國人“紳士”觀念的變化。他這樣寫道：“‘紳士’一詞在我們法語中純粹指高人一等的血統，可是在你們英語中怎么就被用來表達某種社會地位，某種與血統無關的教育程度，以至同一個詞匯在英法兩國雖然讀音依舊相似，意思卻相差千里呢？……顯而易見，英語的gentleman和法語的gentilhomme有著相同的詞源，但是gentleman在英格蘭用來指任何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而不問其出身如何，相反，gentilhomme在法國僅僅用來指世襲的貴族。由于英法兩國的社會環境迥然不同，這兩個同源單詞的意思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致今天簡直無法互譯了，除非伴隨一通洋洋灑灑的解釋。”

　　在蘇格蘭旅行家萊恩的筆下，英格蘭店主已經可以躋身“紳士”隊伍：“英格蘭是一個店主之國，但是這些店主很有自尊心，與顧客打交道時很有榮譽感，所以這些店主是紳士，不亞于鄉間那些自稱受過高等教育、更富于騎士精神的紳士。”萊恩顯然在店主與紳士之間進行了道德層次的對比，而且試圖將屬于中世紀的騎士精神移植到過去曾經處于下層的店主身上，紳士不再是地產、財富、出身的標志，而成為一種道德品質和行為典范，意味著溫文爾雅、謙和有禮。紳士從階層的暗示轉向表現一個人的言談舉止、品德行為、內在素養、氣質風度等，融合了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念，這種階層之間的流動也體現了當時英國從等級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型。

　　及至維多利亞時代，“紳士”的含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牛津運動的發起者紅衣主教紐曼在《大學的理念》（1854）中明確將紳士的身份與博雅教育和良好教養聯系起來。紐曼把“紳士”稱為“一個絕不會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他最關心的是讓每個人感到舒服、自在。他關注所有的伙伴；他親切地對待局促不安的人，和藹地對待關系較遠的人，仁慈地對待可笑的人”。 在他看來，紳士應當溫和、審慎、自律、明智，或者說是具有健全心智的“完全人”。顯然紐曼進一步使“紳士”一詞脫離了血統和頭銜的束縛，日益與美德和智慧相關聯，這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思想界對中產階層的期待。

　　紳士概念的變遷不僅伴隨著英國貴族階層的沒落，也見證了中產階級在英國的興起。紳士從血統和地位的象征，轉向外在教養和內在精神的融合，使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逐漸得以確立其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