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當代文壇具有廣泛影響的著名評論家，孟繁華20世紀80年代步入文壇，即引起關注。自90年代以來，他的《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眾神狂歡》《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卷）等主要著作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文壇。

　　一直以來，孟繁華以樸素的評論之筆，開掘當代寫作的更多可能，他的不少文章令眾多文學愛好者津津樂道。

　　前不久，在《草原》舉辦的生態文學論壇上，孟繁華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聊了聊關于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那些事兒，并回憶了過往求學、讀書的人生經歷。

　　 不再寫詩，認認真真讀書寫文章

　　 北青報：您1951年出生在吉林，在那個年代，最初是如何開始從事文學批評的？

　　 孟繁華：我的祖籍在山東。爺爺那一代人闖關東走到了吉林敦化市。爺爺一生坎坷，一輩子背著歷史反革命的罪名，非常卑微、非常恥辱地活著。他去世后第二年才被平反。我是林業工人子弟，父親是一個普通的林業工人。1968年我初中畢業就下鄉插隊了。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我報了三個中文系，結果被錄取到了東北師大歷史系。后來轉系轉到中文系。過去我很想搞創作，寫詩。系主任卻告訴我，中文系不是培養詩人和作家的，是培養學者的。聽了老師的教誨，我就不再寫詩，認認真真讀書寫文章。學術研究，走進去之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開始發表了文章，周圍同學都很羨慕、驚奇。那個時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寫了很多，心里飄飄忽忽。但確實逐漸對文學評論產生了興趣。

　　 北青報：從歷史系轉到中文系，還是有不小跨度的。

　　 孟繁華：我被錄取到東北師大歷史系，亞述學的創立者林志純先生就是這個系的教授，他在學界人人皆知。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已經67歲了，上課沒有教案，也沒教材，舉著個粉筆就開講。但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話我一句聽不懂，聽亞述學就跟聽天書似的。我中學學了幾天俄語，到歷史系是學英語，那時一個英文字母我都不認識，老師就在課間休息時教我認字母。對我來說，專業課困難、外語也困難，那段時間完全是創傷記憶，打擊非常大。

　　 于是我去找教務處，那個時候學校特別負責任，教務處處長勸我說歷史系是教育部的重點科系，想考上都不容易，你怎么還要轉呢？我說我聽不懂，他說聽不懂就對了，來大學就是學習的。我又堅持了一個月，還是聽不懂，我又去找他，“老師，你要不給我轉系，我準備退學了”。他很驚訝，“都到這種程度了，坐下我們聊一聊”。他問我熱愛中文為什么報了歷史系？我說我報的北大中文系、吉大中文系、東北師大中文系，可能是我的考分較高，就分到了歷史系。可是學校沒有轉系的先例，我垂頭喪氣地走了。我感到非常絕望，就拿著曾經發表的詩歌和文章找到中文系主任馮先生，他也認為歷史系比中文系還有影響，我說，“老師不是這么回事兒，主要我聽不懂，不能轉那我就退學了”。我當時真是這么想的，說得很決絕。一個星期以后，學校通知我轉到了中文系。

　　 轉到中文系，又改成學日語，我還是一個字也不會。老師又在課間教我平假名、片假名。不過到中文系就踏實了，中文系的課程對我來說不是難題。等到期末考試，我們年級二百多人，日語我考了第一，滿分。任課教師非常驚訝，經常講我這個例子。東北師大有一大批老教授，學術氛圍非常好，圖書館藏書也很豐富，我覺得從那以后我的人生發生了變化。

　　 北青報：您剛才說到1968年下鄉，那十年的插隊經歷對您來說有哪些深刻記憶？

　　 孟繁華：回過頭來看插隊經歷，和當時的感受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歷史一旦進入敘事，就有很多虛構成分。現在回想起來，剛剛下鄉的時候我們興高采烈，覺得自由了。那時候的農業生產就是前現代的鋤頭、鐮刀、牛車、馬車，剛到鄉下我們認真向農民學習生產勞動，非常辛苦但很虔誠，大家幾乎都是全勤。

　　 過了一年之后心態就發生變化了，覺得前途非常渺茫，大家幾乎同時在一個早上消沉了，平時交流說話明顯少了。特別是兩年以后開始陸續招工、參軍，每次我都因為政審不合格被刷下來。每個同學離開，其他同學都非常難過。離開的同學雖然很高興，但心情也復雜。

　　 幾年之后，我們集體去了林場。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林場的生產勞動更艱苦，長白山冬天的極端溫度能到零下三四十攝氏度。但是心里總升起一些希望性的東西，比如身份變成了林場工人。其間我曾被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但因為家庭出身去不了。那一段對我來說是人生比較艱難的時刻。

　　 寫一本書三個月，一篇文章寫三年

　　 北青報：您后來進入北大學習，也是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吧，有哪些難忘的人和事？

　　 孟繁華：1982年我畢業時，系里曾動員我留校，但我內心潛在的理想還是去北京。我后來檢討，雖然1982到1984年我也發了很多文章，接觸到很多景仰已久的比如謝冕、洪子誠等學術前輩，以及李陀、鄭萬隆、陳建功、賈平凹、路遙、張抗抗等知名作家，但那時我還是在專業的外圍寫文章，不能進入文學討論的核心話題。嚴格意義上說，80年代在整個文學場，我是個圍觀者，還不能稱為一個地道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1989年我到北大中文系做了兩年高級訪問學者后，考取了謝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這三年對我人生的改變非常明顯，我理解了學術和批評是什么，也逐漸融入到核心話語的討論中來。

　　 當時謝先生以“北大批評家周末”的方式來組織他的教學，除了博士生，訪問學者、外校教師等來參加的人非常多，大家就專業的報告展開討論。這個學術沙龍從1989年開始一直堅持了十年，我畢業后到社科院工作還經常去參加活動。

　　 北大和謝先生這種完全開放性的教學方式，讓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念交融碰撞，同學之間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所有參加“批評家周末”的人心無旁騖，一心向學。它培育了學者應有的精神和氣象，這些經歷對我影響很大。

　　 北青報：您成名在90年代，包括獲得魯獎等一系列重要獎項，是有怎樣的機緣呢？

　　 孟繁華：1995年我從北大畢業后去了社科院文學理論研究室，后來又調到當代室。可以說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社科院時完成的。當時所里面有一批非常好的理論家，蔡儀先生是第一任室主任，還有王春元、錢中文、杜書瀛、何西來、毛崇杰等先生，他們的學術成果、治學態度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當時還有像汪暉、陳曉明、蔣寅、李潔非、靳大成等很多很好的學術朋友，大家見面基本都是在談讀書。所里經常有來自世界或全國各地優秀學者講學，這種學術環境是別的地方所不能夠擁有的。在國家核心的研究機構工作，那種精神狀態、自我期許是不一樣的。

　　 我在學術上主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個是文學史，一個是當下文學批評。當下批評也包括當下文化，比如《眾神的狂歡》那本書大眾影響比較大，國內有三個版本，今日中國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被翻譯了英文、法文、日文、韓國文、越南文等。其實這本書我三個月就寫完了。我更花工夫的還是文學史，包括學術史。比如當時我參與做的一個國家重大項目《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我寫的第三篇，在社科院圖書館、教育部檔案室查資料，花了三年多時間。

　　 北青報：現在不少學者、作家都在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比如有“文學黃金十年”的提法，您是如何回望的？

　　 孟繁華：對于上世紀80年代的回顧和檢討，我現在覺得學者和作家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更懷念的是80年代的文學環境和氣氛，以及為一個觀念或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誠懇和坦率，而不是說那個時代是無可挑剔的，這種想象是不切實際的。80年代最迷人的不是說文學的讀者多，文學多么重要，而是說80年代有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學環境，大家對文學懷有一種信念。

　　 上世紀90年代、具體地說是1993年，上海學者發起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對于厘清那個時代的價值觀、主要問題和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學創作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出現了以賈平凹、陳忠實、高建群等“陜軍東征”為表征的文學。

　　 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或樂觀情緒，后來逐漸開始沉淀，對研究的學術性的強調開始逐步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點非常重要。但是這個時候也有一些非常熱的文化熱點出現，比如陳寅恪、吳宓、王小波、顧準等人物被津津樂道，出了很多書籍。這些“熱”的背后隱含著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訴求。這就是，他們才是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的道路。這當然也是一種幻覺，任何時代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都是自由的。

　　 真正的文學批評，需要與“高端”對話

　　 北青報：具體到文學批評，您有哪些比較深刻的體會，您覺得它的意義在哪？

　　 孟繁華：關于批評，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批評比較誠懇，作家的承受力也比較正常。那時候有的作家面對很嚴厲的批評，會很苦惱、很痛苦，但不會因為文學批評而產生個人之間的恩怨。

　　 后來，我覺得文學批評有兩個現象是不正常的，一是文學批評變成文學表揚，大家都是在表揚；還有一種是惡意的攻擊，甚至是人身攻擊，我們都經歷過。這兩種現象對我們批評的傷害非常大，特別對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強。

　　 現在非常學術化地去批評一個作品或一個作家的，幾乎沒有。我實事求是地說，現在公開說哪個作家哪個作品有點問題的話，那個作家不是說痛苦，可能會是一種憤懣，一種極端的不快，這個文學環境太不正常了。要是沒有善意的批評或者實事求是的批評，那文學批評的存在還有價值嗎？

　　 北青報：批評家與作家似乎有著天然共生的關系，您評判作品時遇到人情稿怎么辦？

　　 孟繁華：你這個問題很尖銳。我個人就在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的環境里面，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影響。確實有一些過去的老朋友，還有雜志社、出版社，我們年輕的時候他們都認真地扶持過我，現在人家說有個作品讓你給看一看，寫篇文章，我不可能無動于衷，評價作品的時候就不那么客觀，好話說得會更多。

　　 北青報：您如何評價當下文學？

　　 孟繁華：評價任何時代文學最重要的一個尺度，是看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比如現代文學我們有了魯迅，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國家的高端成就。對文學的期待，不要像對經濟的期待那樣：每年的GDP要不斷攀升。文學不能一年一年地看，像收莊稼似的。看任何一個時代的東西，一定要看到高端成就，就像我們看法國要看雨果，看英國要看莎士比亞，看美國要看海明威，看日本要看川端康成，看俄國要看托爾斯泰……這些文學的高峰都是世界共同的文學遺產，有世界影響的作家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標識。

　　 實事求是地說，基數更大作品是消費性的東西，和處理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是兩回事情，它不代表這個時代的文學成績。高端的東西，我們要跟他展開對話，和余華、劉震云、劉恒、鐵凝、蘇童、歐陽江河、西川……不管是嚴肅文學還是大眾文學，跟高端成就展開對話，才能真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秀文學和文化成果構成關系，形成真正的文學批評。

　　 北青報：近幾年，出現不少新的寫作文體，比如近來大熱的生態文學、自然寫作，對此您怎么看？

　　 孟繁華：文學藝術在不斷發展過程中肯定會產生新的概念、新的形式，在固有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報告文學等文體不能滿足文學創作要求時，有些刊物、批評家、作家就會提出一些新的概念。重要的是，任何一個概念和一種文體的提出，要靠它的創作實踐來證明、來驗證。像非虛構寫作到現在大概有十多年，已經成為相對成熟的一個文體。

　　 自然寫作一直存在。從《詩經》的《關雎》《蒹葭》開始，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存在。現在重新提出，是更多人看到了現代性發展過程當中的問題，或者說，“現代”的實現是以自然作為代價換取的，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災害頻仍，提倡者意識到自然對我們來說是多么的重要。文學能做的就是提倡自然寫作。我覺得現在的自然寫作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概念，理論闡釋還嫌薄弱。原因是與自然寫作相關的文化理念、文學觀念還沒有搞清楚。其實，這個理念的本質，還是要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現在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我覺得還是有待于創作實踐去證明。

　　 還有，我覺得要用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待自然寫作，不要抵觸，也不要盲目鼓勵。視野再擴大一點，比如歷史上有沒有這種東西，他們是怎么處理的，創作實踐是什么樣的？當我們把這些搞清楚之后，會建立起一個關于中國的自然文學、自然寫作的樣態。要講中國故事，講中國經驗，肯定會講出獨特的關于自然寫作的故事。

　　 做一個正直的學者，一個盡量不講假話的人

　　 北青報：您說話知識含量豐富，還特別幽默，日常生活中也如是？

　　 孟繁華：我喜歡開玩笑。一個做文學的人也弄得正襟危坐，實在不喜歡。當然，這也是一種自娛自樂吧。到了一定年齡，各種事務使時間變得非常零碎。我是很無趣的人，打牌下棋都不會。偶爾和朋友一起喝喝酒就算業余生活了，其他的時間基本是在讀書寫作。閱讀積累非常重要，比如上課講到哪個作品，寫過讀過的，幾十年我都不會忘記。

　　 做學術，假如不了解新的理論，就不可能獲得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所以讀書對我來說，就是活到老學到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 21世紀前十年，我可能算是一個重要的批評家，2010年以后，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逐漸在淡化，這是客觀事實。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我愿意跟年輕人在一起。向年輕人汲取新的觀念和思想，但也不是跟著年輕人跑。一面向著未來，一面向著過去，既瞻前又顧后才不至于和這個時代離得太遙遠。

　　 北青報：進入耳順之年，您會怎么看待生命，比如疾病、生死。

　　 孟繁華：沒有刻意考慮過這個。我曾經得過嚴重的疾病，得知時有那么三五分鐘是極度絕望的。但是很快就鎮定了。我記得很清楚，2016年3月做的手術，那天我特別輕松。進手術室的時候，我還開玩笑，說總得有一個儀式吧，就這么給推進去，很不嚴肅嘛。手術下來，我太太說醫生說非常成功。我還跟她開玩笑，我說醫生都這么說：下來的，說非常成功；下不來的，說我們盡力了。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東西可能是命定的，未知的東西，神秘的事物，但不要用無知的方式去對待它。具體到對自我的要求，就是生活里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正直的學者，做一個盡量不講假話的人。（文/記者李喆 供圖/孟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