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宇（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確立了包括綠色發展在內的新發展理念，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進入新發展階段，國際國內態勢以及我國的比較優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面對新形勢，為了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我國向世界作出了“努力爭取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莊嚴承諾。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完成這場變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則是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的必由之路。

　　一、綠色低碳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入國際大循環，“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對我國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樣的發展方式無法支撐我國在未來三十年的發展。一是我國粗鋼、水泥等基礎工業產品產量已超過全球總產量的50%，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二是我國重要資源能源對外依存度依然偏高，比如原油、天然氣大量依賴進口，在目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和“回頭浪”的情況下，能源安全和資源安全存在巨大隱患；三是我國生態環境質量和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內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需求也不再允許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發展方式。

　　因此，為了滿足未來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發展可持續性的要求，必須努力轉變發展方式、尋求發展空間、破解發展瓶頸。

　　一是要通過技術進步破解資源依賴，全面實現產業升級，在持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逐步減少對基礎產業的需求，實現附加值更高、更有效率的發展，進而保障經濟安全；二是要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破解對外能源依存，在保障可再生能源穩定供給的基礎上逐步減少原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進口，進而保障能源安全；三是要通過產業和能源結構的調整優化減少污染物排放，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進而保障環境安全。

　　這三方面工作是破除經濟、能源、環境等領域“卡脖子”隱患、實現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要實現這三方面的目標，無一例外都需要以“綠色低碳”的方向為引領，推動技術革新和生產生活方式變革。因此，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然是綠色低碳的發展。

　　二、減污降碳協同推進是發展轉型的不二選擇

　　我國環境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具有高度的同根同源性。我國幾乎所有與人為活動相關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s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揚塵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以公路貨運為主的交通運輸結構，是造成環境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原因。因此以減污降碳為導向，倒逼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的轉型升級，將能夠推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構建綠色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對于產業發展轉型和結構調整而言，重點在于保持和鞏固制造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基礎地位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效率和附加值，并且在國際競爭中擴大優勢。在全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低碳不僅成為國際共識，而且逐漸被樹立為清晰的價值導向，碳市場、碳邊境調節機制的實施和逐步擴大意味著只有低碳的產品才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因此從中遠期來看，我國傳統行業的企業，尤其是以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為主的企業，必須使用更清潔低碳的能源、更大幅度地實現減污降碳，率先轉型才能占得市場先機；新興產業更需要從各個層次實施綠色戰略布局，搶占綠色低碳的發展高地。從近期來看，必須結合我國二氧化碳和環境污染物排放構成的特點，以減污降碳為導向推動基礎產業結構優化，如鋼鐵行業要大力支持電爐短流程工藝發展，水泥行業要加快原燃料替代，石化行業要加快推動減油增化，有色行業要加快再生有色金屬產業發展等。

　　對于能源發展轉型和結構調整而言，核心是推動能源供給體系清潔化、低碳化和終端能源消費電氣化。我國化石能源儲備的基本特征是“富煤、缺油、少氣”，目前煤炭消費量占全球總量的50%左右；煤炭在全國一次能源中的比重雖然已經從2013年的67%左右下降到2021年的56%以下，但仍遠高于27%這一全球均值。大量的煤炭消費同時也是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風光等可再生能源資源，在保障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能源需求的前提下，逐漸減少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費量，是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方向。從近期來看，需要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規避大量新建項目造成的碳鎖定和未來投資觸礁風險，同時重點削減散煤等非電用煤，使煤炭消費更多集中在電廠等效率和治污水平更高的設備中，達到減污降碳的目的。

　　對于交通運輸結構調整而言，既需要以貨運為重點，推動運輸方式的轉變，也需要全面推動交通工具能源載體的變革。在運輸方式方面，我國的貨運以公路為主，公路貨運量占比高達70%以上，單位貨運量的碳排放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度均遠高于鐵路和水運。通過大力推進“公轉鐵”“公轉水”，提高鐵路、水運在綜合運輸中的承運比例，將有效減少交通運輸過程中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交通工具能源載體方面，大力發展電動車和燃料電池汽車等新能源汽車，不僅能減少交通工具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有助于推動新一代電力系統建設，同時助推我國汽車產業“換道超車”。2021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售量超過300萬輛，占全球總量的一半；全球新能源車車型銷量前10名中，中國品牌占據6席，新能源車已經成為我國汽車產業走向世界的重要領域。

　　三、突出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是協同推進減污降碳的關鍵著力點

　　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發力重點在源頭，路徑設計要系統，手段方法要綜合。這需要動員全社會力量，貫徹新發展理念，在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過程中不斷創新和突破，并在以下四個方面重點強調。

　　一是強化源頭防控，加快形成有利于減污降碳的產業結構、生產體系和消費模式。把實施結構調整和綠色升級作為減污降碳的根本途徑，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擴大綠色低碳產品供給和消費，推進構建統一的綠色產品認證和標識體系。

　　二是突出空間協同，更好發揮降碳行動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綜合效益。要在充分考慮碳排放氣候影響均質性和污染排放空間異質性的特征基礎上，強化生態環境分區管控，增強區域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對能源和產業布局的引導作用，加快推動重點區域、重點流域結構調整。通過加強空間協同調控，在落實全國降碳任務的同時，有效提升區域減排效益和環境改善效果。

　　三是加強技術優化，增強污染防治與氣候治理的協調性。統籌水、氣、土、固廢等環境要素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要求，優化治理目標、治理工藝和技術路線，強化多污染物與溫室氣體協同控制。加強協同技術研發應用，加快重點領域綠色低碳共性技術示范、制造、系統集成和產業化。

　　四是注重政策創新，形成減污降碳激勵約束機制。充分利用現有較為完善的生態環境制度體系優勢，加強減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規標準、管理制度、市場機制等方面的統籌融合。推動將協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生態環境相關法律法規，制修訂相關排放標準。堅持政府和市場兩手發力，研究探索統籌排污許可和碳排放管理，充分運用經濟政策和市場化手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