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彭永臻都不屬于贏在起跑線上的人。

　　這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工業大學教授，年少時在山里伐木頭，24歲才走入大學校園；大學畢業后留校當教師，自覺底子比別人差，“拼命”讀研深造；終于考上博士，留學日本，而彼時中國落后，他飽受冷眼，只有說起成功爆炸的氫彈、原子彈，才能贏得片刻尊重。

　　但“起跑晚”，并沒影響他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相反更催他奮進，盼自己能成為對國家社會有用之人。

　　彭永臻出生于1949年，與共和國同齡。他曾在一篇自述中說：“我們這一代人，上山下鄉、披荊斬棘，一路與共和國同向而行。眼見著祖國蓬勃發展、日新月異，我內心的自豪和激動之情，無以言表。”

　　理解了路途坎坷，才能理解這位黨齡49年的老黨員的自豪和激動。

　　“早晨三點半，晚上看不見，地里三頓飯”，彭永臻的知青生活這樣度過，只有晚上能看一小會兒書，“但看不了多少”。知識的匱乏更激發了他的渴望，1973年一進入大學校園，他便如饑似渴地學習，即便大學畢業后已被批準留校任教，他仍未放松，考取了研究生，幾乎每天都和學生一起用功到“后半夜”。

　　更加開闊的眼界，不僅使他意識到個人在國家社會中的責任，也讓他深刻理解，世界前進之快與中國落后面貌之間的強烈反差，他說：“當時就覺得，沒有科技發展，中國是絕對發展不起來的。”

　　20世紀80年代初，彭永臻和一批留學生踏上前往日本的求學之路。當地的繁華使他們大為震撼，落后的中國不被尊重讓他們心里憋著一口氣，二者交織在一起，激發了每一名海外學子的理想，大家都夜以繼日地刻苦拼搏，希望早日報效祖國。

　　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日本留學期間的一個中秋節之夜，“獨處異鄉，備感凄涼，但想起自己的責任，又覺得充盈著力量。”彭永臻說。

　　這種力量，一直鼓舞和激勵著彭永臻，“讓我須臾不敢懈怠”。也因此，多年以來，他幾乎沒有真正的假期，除了出差，絕大部分時間都會去實驗室或辦公室。

　　近些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生沒能在校學習、科研和參加實踐，但彭永臻一直鼓勵他們充分利用時間整理資料和撰寫論文，并多次與他們討論，科研工作始終沒有停滯。這幾年，學生發表了數十篇優秀論文。

　　當然，發論文不是最終目的，彭永臻希望“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這是他科研工作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污水生物處理及其自動控制與智能控制、污水脫氮除磷的新工藝與新技術，主攻城市污水處理，他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可以在實踐中檢驗，直至應用”。

　　滇池、太湖、渤海都存在氮、磷過度造成的水體富氧化問題，許多地方的緩流水體都是如此。因此，彭永臻認為，要堅持“科研工作必須把國家重大需求放在第一位”。而這一堅持就是幾十年。

　　污水脫氮除磷一度是一個不被看好的方向，大家認為這個領域“比較傳統”“不容易發論文”。有的企業曾想用高額經費讓他改換方向，甚至有學生也因難發論文而動搖了決心，但他篤定地認為，“污水脫氮除磷再過50年還有新需求”。

　　時間證明他的專業判斷是正確的。科睿唯安與中科院聯合發布的《2020研究前沿》顯示，“厭氧氨氧化技術及在污水處理中的應用”為環境領域唯一重點熱點前沿，其核心論文產出國家與機構排名中，中國位列第一，北京工業大學與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并列全球第一。

　　近些年，彭永臻帶領團隊協助北京城市排水集團，率先突破厭氧氨氧化菌工業化、規模化應用的難題，并建立了我國第一項自主知識產權技術體系——厭氧氨氧化工程建設。同時，彭永臻帶領團隊首次在世界上提出了“短程反硝化耦合厭氧氨氧化”相關研究成果。

　　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彭永臻個人的成長，和國家科技發展同頻共振，不僅見證了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程，更親身參與了污水處理領域中國從零起步逐漸發展起來的過程。

　　面對求學起步晚，科研起步晚，彭永臻既下苦功夫，又創巧功夫，不敢懈怠，從不放棄。

　　支撐他一路走來的想法其實很樸素——“科技競爭，時不我待。不能讓‘起步晚’成為借口和理由，我們必須從自身的體制、管理和落實中尋找差距和不足。無論何時起步，都要跑出屬于自己的成績，給祖國和人民一份滿意的答卷，這是作為科技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

　　如今，彭永臻踏入了人生的第七十三個年頭，他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人才培養上。獲得2021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之后，近日，他把全部獎金20萬元港幣捐給了北京工業大學教育基金會，用于資助和獎勵該校環境保護領域的創新型人才。他說：“我希望我們的科研團隊，能圍繞國家環境保護的重大需求，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茜 通訊員 張宇慶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