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誠（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安徽師范大學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講師）

　　近代是詞學史上的極盛時期，詞選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這些選本反映了時人的審美旨趣，引領(lǐng)著時代的詞學宗尚，與近代詞學的發(fā)展互促互進，正如龍榆生云：“風氣轉(zhuǎn)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因此，各種詞選在近代詞學史演進中的作用值得我們深入探究。這其中，梁令嫻編選的《藝蘅館詞選》是近代詞學史后期通代詞選的代表。

　　梁令嫻（1893—1966）是近代著名學者、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的長女，自幼由其父授業(yè)，家學功底深厚，“藝蘅館”是其父為之所起的書齋名。《藝蘅館詞選》初版刊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通過《自序》可知，該選為梁令嫻師從麥孟華學詞期間，從其家藏詞集、選本中抄錄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歷代詞作約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麥孟華甄校取舍，最終得詞676首。故《藝蘅館詞選》實為梁、麥師徒合選之作。《藝蘅館詞選》之所以在近代詞學史后期具有重要價值，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的貢獻。

　　其一，從詞學文獻學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對近代詞選的校編方法、內(nèi)涵進行了繼承與豐富，具有一定的總結(jié)意義。近代的詞選大多經(jīng)過精心校勘，并在校編方法和內(nèi)涵上不斷深化與完善。近代早期，戈載于《宋七家詞選》跋語中提出了“校正誤”“參證法”“校異法”的“校詞三法”。到了中期，馮煦在《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中論述了自己的校讎觀，主要是通過參考其他善本以辨汲古閣本《宋六十名家詞》之訛誤，即“校正誤”。杜文瀾則在校注《宋七家詞選》時進一步發(fā)展與運用了“校詞三法”。至后期，王鵬運、朱祖謀在“校詞三法”的基礎(chǔ)上將之進一步升華為著名的“校詞五例”，即正誤、校異、補脫、存疑、刪復，使得校勘質(zhì)量與可操作性大為增強，奠定了近代詞籍校勘學的理論基礎(chǔ)。梁氏編選《藝蘅館詞選》繼承了前代的校編方法，并多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chǔ)去進一步推論，還拓展了其校編內(nèi)涵，主要以按語、附記的形式包含了對詞作的作者、年代、出處、背景、主旨、詞論底本的辨析以及對選源、選詞標準的探討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參見王湘華《晚清民國詞籍校勘研究》），從而呈現(xiàn)出較為嚴謹、成熟的詞選校編理論體系，在近代詞學史后期具有一定的總結(jié)意義。

　　其二，從詞學思想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麥氏偏向于常州詞派的詞學觀。證據(jù)有四：第一，《藝蘅館詞選》明顯受到譚獻編選的《篋中詞》的影響，具有明確的建構(gòu)詞史的自覺意識。《自序》云：“專集固不可得悉讀，選本則自《花間集》《樂府雅詞》《陽春白雪》《絕妙好詞》《草堂詩余》等，皆斷代取材，未由盡正變之軌。”因此，梁氏依據(jù)詞史的發(fā)展階段將其選本分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進行編選，戊卷則為之后的補遺，而元明兩代是詞史發(fā)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選。第二，《藝蘅館詞選》中詞作數(shù)量位列前三的詞人依次是吳文英（35首）、辛棄疾（27首）、周邦彥（24首），并且選錄王沂孫（18首）詞作亦不在少數(shù)，這與周濟在《宋四家詞選》中提出的“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常州派學詞門徑基本契合。而入選《藝蘅館詞選》的近代詞人也多為受常州派影響的代表，如朱祖謀（20首）、鄭文焯（16首）、譚獻（12首）、王鵬運（11首）。此外，還選有后常州詞派推崇的清代詞人，如納蘭性德（19首）即是譚獻推崇的典范。第三，《藝蘅館詞選》引用詞評數(shù)量居主導地位的詞論家是周濟、張惠言、譚獻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云：“清朝詞評語，全錄譚仲修《篋中詞》。其不標名者，皆仲修評也。”字里行間足見其詞學宗尚。第四，《藝蘅館詞選》中還錄有梁啟超和麥孟華的詞評，從中可觀其受常州派影響較為明顯。麥氏詞評多注重“比興寄托”，推崇詞的“美刺”精神，關(guān)懷現(xiàn)實。如其評陸游《鵲橋仙》（茅檐人靜）云：“當有所刺”；評黃孝邁《湘春夜月》（近清明）云：“時事日非，無可與語，感喟遙深。”梁啟超詞評則同樣重“寄托”，關(guān)懷現(xiàn)實，如其評辛棄疾《念奴嬌》（野棠花落）云：“此南渡之感。”

　　其三，從詞學新變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對近代后期的詞學新變有所展現(xiàn)。近代后期，社會變革不斷演進，中西新舊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詞學研究產(chǎn)生了諸多新變。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現(xiàn)即是其一。繼王國維之后，梁啟超又為近代詞學研究帶來了新變，推動其向現(xiàn)代詞學過渡，“在某種意義上，近代詞學的光輝終結(jié)者不是王國維，而是梁啟超”（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梁啟超早期的詞學觀除了偏向常州派，還從音樂文學角度出發(fā)來審視詞體，“與其‘改造國民品質(zhì)’的文學主張結(jié)合起來，側(cè)重于詞的社會批評，具有較為強烈的社會功利主義傾向”（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這種新變在《藝蘅館詞選》中有所展現(xiàn)。梁令嫻在《自序》中的相關(guān)論斷，表明她有彰顯和實踐其父詞學觀的編選意圖。如“令嫻聞諸家大人曰：凡詩歌之文學，以能入樂為貴……以入樂論，則長短句最便”。此外，該選附錄的詞論也多有論及音樂性的問題，亦可間接反映其詞學觀。如楊守齋《作詞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強調(diào)音樂性；張玉田《詞源》談及了“音譜”“制曲”等問題。

　　其四，從詞學史演進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體現(xiàn)了近代詞選學發(fā)展的融合趨勢。詞選學在近代前期的發(fā)展有著比較明顯的宗派意識，尤以浙常二派為代表。至中后期，其演進軌跡出現(xiàn)了融合趨勢，這在《藝蘅館詞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態(tài)度融匯各家選詞所長，意欲彌補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認為，浙派選詞“極茲事之偉觀”，但過于“浩瀚”；常派選詞“精粹蓋前無古人”，但是“引繩批根，或病太嚴，主奴之見，諒所不免”。其次，梁氏雖受常州派的影響，但對于浙派推崇的詞人詞作入選數(shù)量亦不在少數(shù)，如選錄姜夔詞21首、張炎詞18首，引用詞評也多有張炎的觀點，其附錄的六篇詞論更是清晰地呈現(xiàn)出“兼顧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詞論有楊守齋《作詞五要》、張玉田《詞源》、陸輔之《詞說》，在數(shù)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詞評與詞話、悉心甄選詞人詞作的方式來間接表達其詞學主張，一方面使得一些珍貴的詞學文獻得以存錄于世，另一方面也以一種“本色”的編選態(tài)度體現(xiàn)了近代詞選學發(fā)展的融合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