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唐吉慧（青年作家）

　　老李狹小的舊書店有兩排破木架子，一架靠著墻、一架對著門，上下六層各裝了兩三百來本舊書。我沒有問過他這些書是從哪里來的，對他們這種做舊書買賣生意的人而言，尋到書齡二三十年的書不足為奇，五六十年的稀松平常，上了百年的也總有辦法。每本書都經他仔細辨別、重新定價，用鉛筆在書背面左下側的空白處寫好價格，絕無二價。

　　舊書店里來來往往不少“書蟲”，視線大多停留在中間三四五層上，少有人蹲下來看看一二層，更少有人踮起腳來翻一翻兩米多高的第六層，于是他把好賣的小說、傳記放在了三四五層，一二層以毛筆字帖為多，六層則放了磚頭重的大畫冊。那天我偶然抬抬頭，見到六層一本建筑攝影的畫冊邊上豎著本小書，書脊印了“陶行知”三個字，便好奇踩了小凳子，取了下來。

　　一本500頁的詩歌集，書頁昏黃暗淡、斑駁稀松，已然抹上歲月的痕跡。封面靠上半部勉強粘連，否則“骨肉”便分離散架了。正中的書名，“行知詩歌集”，粗粗五個黑字倒讓這本書既顯眼又厚重。書名左側印著“大孚出版公司發行”，右側是毛筆手寫的兩行小字：“孟鄒先生惠存，陶行知先生紀念委員會敬贈”。

　　1945年，陶行知與多位文化界人士在重慶創辦了一家出版公司，醞釀名稱時，郭沫若說：“人民要大聲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 ”大家表示贊同，不過謹慎考慮后，他們取了“大呼”的諧音“大孚”完成登記手續。這個出版公司，陶行知擔任總編輯，總經理是沙千里，編輯是翦伯贊、周竹安。

　　任宗德是位電影制片人，創辦的昆侖影業公司拍攝過《一江春水向東流》《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等經典影片，他的太太周宗瓊是位愛國實業家，抗戰勝利后兩人自重慶來到上海，買下了徐家匯附近的余慶路愛棠新村13號，一棟三層樓的連體花園別墅，作辦公和寓所之用。1946年4月間，陶行知也由重慶回到上海，“大孚”隨即遷回上海，在山東路開了業，陶行知為“大孚出版公司”題寫了招牌，以后這一手跡就印在了“大孚”版的書籍封面上，正如這本詩集封面所印著的一樣。不久“大孚”搬入了愛棠新村13號，至此13號的底樓是會客廳、餐廳，二樓用作“大孚”的辦公處與任宗德夫婦的臥室等，三樓住了陶行知。

　　當年7月25日上午，田漢帶著女兒去看望在泰安路佛光療養院治療黃疸病的翦伯贊，午餐時一位青年人慌慌張張跑來告訴他們陶行知中風了：“已經斷了一次氣，現在很危險！”聽到這消息，翦伯贊因病情較重無法行動，醫院的李醫師換了衣服，與田漢一起隨青年人焦急趕往愛棠新村。未等上樓，就聽大家說：陶先生不在了。他們不信，仍然提著藥箱上了三樓，三樓站滿了人。李醫師查了脈搏，查了心臟，嘆息著搖了搖頭。沒多會兒他們回到醫院，悲痛地帶回了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翦伯贊從床上用力爬起，拉住李醫師的手問：“是不是中毒？”李醫師說：“不是中毒，是腦溢血?！薄罢鏇]有救了嗎？”“太遲了！”李醫師答。翦伯贊禁不住流下熱淚，放聲大哭起來。

　　為了悼念陶行知，友人們成立了“陶行知先生紀念委員會”，“大孚”趕排了《行知詩歌集》，1947年4月出版，郭沫若對全書做了校讀。購自老李處的這本舊書，封面上題贈的“孟鄒”是汪孟鄒，上海出版機構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陶行知與汪孟鄒是安徽同鄉與多年的友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國教育改造》便是由亞東出版的，其后又交付了《知行書信》出版。當年亞東的常客中有陳獨秀、陶行知等。

　　陶行知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似乎從未說過自己是位詩人，于是這本《行知詩歌集》喚起了我的好奇。這是我第一次讀他的詩，小心仔細翻讀每一頁，時而會心一笑，時而陷入沉思。他的詩沒有朦朧的意境、隱逸的詞句，寫人描景繪物不拖沓、不啰嗦、不故作風雅，通俗易懂，內容多是表現時代離亂中的兒童、農民及弱小，用他自己的話評論，他的詩：“是冰天雪地下的窮人的窩窩頭和破棉襖?！?932年陶行知在寶山大場創辦了山海工學團，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大多時間他穿著自己唯一一套藏青色的學生裝，舊的不成樣子，農民們為他寫了一首詩，詩里說：“衣裳農民化，知識化農民，用了新的思想化農民，對待百姓如親人……”陶行知逝世后，幾位農民給《民主報》寄去了一封信，他們告訴報社，他們是鄉下人，不會寫文稿，來信是想通過報社告訴大家，那位常與農村、與孩子們在一起，給他們剃頭、洗澡、教書的窮先生陶行知，是好人。

　　曾有人讀了陶行知的詩，認為他沒有幽默感的。然筆者認為，這到底懷了偏頗之意。詩歌集里有幾首為“小先生”寫的詩，有一首《送三歲半的張阿滬小先生》：“我是小娃，床上滾冬瓜，媽媽教我，我教媽媽的媽媽。”也有《雪羅漢》“大胖子，笑嘻嘻，太陽一來，化作爛污泥”，《雪獅子》“雪獅子，假威風，太陽公子會打獵，把你活埋污泥中”等洋溢天真童心的句子，這何嘗不是一種幽默？沈雁冰說，初識陶行知只覺得他是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來往多了，才發現這位古板老先生骨子里原來是個“頑皮的孩子”。

　　按老李封底的價格，我把書買下了。書的責任編輯是周竹安，負責校對的是助理編輯王敏，周竹安逝于1977年，王敏新中國成立后是上海文史館館員。前幾日請教文史館友人陳挺打探，得知王先生已去世了。真遺憾，封面上那一筆恭恭敬敬的小楷是誰的手筆，暫時無從考證了。對于陶先生，我卻越發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