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 濤（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國古老的經學，目前在正式學科建制之外，此種現象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而且有可能會延續更長的時間。身處其中的經學研究者在飽受煎熬的同時，也不得不適應伴隨這一窘境而來的研究方法上的改變，并有責任直面這種改變所帶來的成功或失敗。

　　經學在傳統中國的地位本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所言——“經稟圣裁，垂型萬世”，歷代學者“無所容其贊述”，論次詁經之說而已。盡管如此，秦漢直至明清的經學研究方法與特色絕非一成不變，經學家通過詮釋賦予經文以時代及個人特色，《四庫全書總目》即承認“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透過現代人的后設視角觀察，二千年中有此六變，不過如同杜牧那個著名的比喻一樣，是“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能出于盤也”，但任何一次學風轉變對彼時彼地的影響都不可小覷。只是近代中國不幸遭遇西學東漸甚至東侵、東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學術呈現完全解體的頹勢，經學的衰落已非方法的改變所能概括。20世紀學科設置完全西方化，而且是近代西方化，不但經學在新的學科體系中無處安放，而且由清儒張之洞總結并提倡的從小學入經學、再入史學理學乃至詞章經濟而期以遠大成就的為學次第，最終成為了傳統學術方法的挽歌，在后起研究模式下應者寥寥。

　　其實，現代人文學科在方法上同傳統學術之間存在疏離與張力，是所有的人文學者在跨入現代門檻之后都面臨的問題，不獨中國為然，即便在英美等現代性的起源地，古典人文研究也會有此困擾。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自16世紀以來所確立的古典語言與人文教育傳統在19世紀后期日益萎縮，培養目標的多元化使得古典人文教育讓位給了新興起的物理、化學、經濟、法律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這是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需求在教育、學術領域的投射。同樣，美國內戰前共有約兩百所學院，大多數設置了標準的人文主義課程，包括古代語言、數學及少量科學課程，旨在以此類通識課程來塑造人格；但1865年后的美國社會現實逐步改變了高等教育領域的學校建制與課程設置，大量的新知識涌入了大學課堂，保留在現代大學中的古典人文課程在各方面也與早先有了很大不同。

　　雖然傳統的經學研究沒有能夠躋身中國20世紀的學科建制之列，但是，一方面仍有少量繼承傳統研究方法的學人在新的高等教育、科研體制中謀得一席之地，講學傳道；另一方面，使用新的模式、方法來研究經典文獻，這種努力并非沒有學人嘗試過。因此，這一時段的經學仍是不絕若線。

　　以五經之中的禮學為例。1931年，李安宅出版《〈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結合并改造19世紀以來興起的社會學理論（尤其是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學說），對《儀禮》與《禮記》這兩部經典所記載的上古文化加以研究，試圖解釋中國文明的特質。此舉被稱作是“人類學中國本土化的最早實踐”，以其迥異于傳統的研究方法，也為經學融入近代社會科學版圖開啟了法門，后來根據《儀禮》特別是其中《喪服》篇來研究中國親屬制度、人際關系與人倫精神的研究模式一直延續了下來，并多有成果。倘若將之排斥在經學傳統之外，無疑是可惜的。

　　禮學因其本身的特性，在諸經之學中似乎最容易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發生關聯。考古學家李濟主張，應使用復原、實驗的方法，吸收考古學之所長，對中國古禮制、禮器進行綜合的研究。乃委托臺灣大學孔德成等教授將《儀禮》一經“各分專題，運用考古學、民俗學、古器物學，參互比較文獻上材料，以及歷代學者研究之心得，詳慎考證，納為結論，然后將每一動作，以電影寫實的方法表達出來；使讀是書者，觀其文而參其形，可得事半功倍之效”。1960年代，在孔先生帶領下，《儀禮》復原實驗小組拍攝成《儀禮·士昏禮》黑白影片，運用當時先進的電影技術，將《儀禮》中的周代士人的婚禮儀節，以及宮室、衣飾、器物、車馬等物質文化內容搬上熒幕，表演示范，再現傳統經典所記載的士人婚禮全過程。孔先生以最傳統的身份，借助最先進的方法，推進了當時最尖端的研究。世紀之交，葉國良教授更采用彩色3D動畫與影像光盤制作技術，實現《士昏禮》的再次復原，而且因為表現形式的更新，對《儀禮》服飾、器物顏色等考證的新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好的展現，面向大眾的傳播手段也得到了顯著提升，有助于增強全社會對經學、古禮乃至傳統文化的認識。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自成立以來，始終致力于為經學學科的重建打造堅實基礎，不斷探索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可能路徑。由彭林教授領銜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旨在秉持“《儀禮》復原”的綜合研究路徑，通過嚴謹的文獻研究與經學推理，借助數據庫、多媒體信息處理等技術，讓古老的《儀禮》重新回歸今日的科研與生活。

　　這一有關《儀禮》的研究工作，不僅包括純粹的思想義理闡釋與倫理探討，還涵蓋了社會行為的描述、評價與經典場景的復原重現；不僅是針對文獻資料的文本研究，更牽涉到文物、古建、服飾、器具、音樂、體育等諸多方面；不僅是歷史文化的客觀探討，在當代中國社會還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在研究方法上，盡力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調動了涉及中國史、哲學、考古學、社會學等多個一級學科和藝術、教育等學科門類的多維研究視角與多種研究方法。項目成果還以數據庫、手機軟件和多媒體影像的形式向學術界和社會大眾展示，復原影片先后在英國倫敦中國文化中心、天津夏季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等地展播，今年秋間還遠赴瑞士參展；以復原影片為主要素材的移動應用程序（APP）也已制作完成，可供蘋果和安卓系統下載使用。

　　單一科研項目的持續時間和取得的成果畢竟有限，而“《儀禮》復原”作為一種研究路徑，所能給予經學研究在方法上的提升卻引人深思。“《儀禮》復原”取得了多層次的學術輻射效應，也以《儀禮》一經為軸心，促進了跨學科對話平臺的建立，加快經學從專題研究向綜合研究的提升。既往不同領域的學者使用不同方法研究《儀禮》等經學原典，彼此之間的學科對話并不頻繁，不同方法與原則之間良性互動較為缺乏。如果暫時降低自身研究的路徑依賴，放下對經學主體性喪失的擔憂，實踐學科交叉融合與經學研究方法的自我革新，經學未始沒有形成新范式的可能，從而對學術研究和現實生活產生積極影響。

　　或許由此可以冀望，下一步的經學研究得以復現前輩學者有關漢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日漸融合的判斷：“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伴隨新文科建設的展開，經學研究有必要保持方法論的自覺意識與開放心態，唯其如此，才有助于實現經學“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全體大用，才能夠使原本極具天下觀念的中國經學免于在全球文明互鑒的時代淪為區域性、僵化的人文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