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輝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的保障；而植物園則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力軍。2022年1月4日，隨著國務院批復同意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標志著加快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對野生植物的就地保護邁出重要步伐。因此，國家植物園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工作重點和發展戰略，以及全球生態系統變化對植物園的角色和功能提出的新要求，通過協同聯合，真正擔負起有效保護本土植物的重任，開展廣泛參與且有針對性的環境教育活動，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為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護貢獻力量。同時，通過系統規范國家植物園相關制度，開啟國家植物園體系構建，為國家植物園建設與運行鋪設法治軌道。

　　開啟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世界上野生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在3.6萬多種高等植物中1.7萬種是我國所特有的。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各民族衣食住行都依賴植物，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與植物相關的傳統知識和文化。但是，與國際現代植物園近500年發展歷史比，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植物園歷史短，僅有100多年的歷史，大規模資助建設的現代植物園僅始于20世紀的50年代，與國際現代植物園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具體歸納為：一是植物園管理存在泛公園化現象。長期以來，由于植物遷地保護缺乏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和遷地保護協調機制以及科學統一的部署，制約了植物多樣性遷地保護在實際發展層面上的實施，不能充分滿足和支撐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二是植物園活植物收集和遷地保育管理明顯不足。雖然我國近年來在活植物資源發掘利用方面成績顯著，但是，在活植物收集和信息記錄不全、缺乏植物引種收集和遷地保育管理規范，對活植物的引種收集、維護監測、信息記錄與數據管理、保護遺傳學在植物遷地保育中的應用、珍稀瀕危植物保護和野外回歸等方面存在明顯缺失，制約了引種馴化和遷地栽培植物的科學價值，未形成我國活植物收集的科學研究特色。三是公眾教育與知識傳播多停留于宣傳層面，具體內容及方式相對單一，科研科普研學標準體系尚缺，急需構建和實施與國際接軌的教育課程體系。國家植物園作為一類特殊的自然、生物多樣性保護地，其本質特征在于公有、公管、公益、公享，具有鮮明的“國家”屬性。因此，開啟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一種國際通行的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保護方式，也將帶來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以及配置模式和管理體制的全面革新，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

　　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保護植物種源的現實需要。國家植物園是一個國家植物資源最豐富、植物分帶最清晰、立體生態系統最完整、功能區劃最完備的植物園，是衡量一個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平的重要指標。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明確提出，優化建設動植物園等各級各類搶救性遷地保護設施，填補重要區域和重要物種保護空缺，完善生物資源遷地保存繁育體系。近年來，由于棲息地喪失、生境破碎化、資源過度利用、外來物種入侵、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外部因素，以及植物自身繁育障礙，我國有3800余種植物被列入受威脅物種清單。從“植物園”升級到“國家植物園”，帶來的系統化更新是植物物種收集與保存理念、規劃配置、管理體制的全面變革，不僅是名稱的變更和面積的拓展。國家植物園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力量，是植物遷地保護的基地，與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就地保護）形成完美互補。就地保護、遷地保護是保護野生植物資源的重要措施。一般情況下，當物種種群數量極低，或物種原有生存環境被破壞甚至不復存在時，遷地保護就成為保護物種的重要手段。我國現有植物園（樹木園）近200個，遷地保護植物2.3萬余種，占本土植物種類的60%。長期以來，植物園在維護植物多樣性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鑒于此，開啟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是在充分整合利用現有植物園資源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我國氣候帶與典型植被區劃特點、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現有植物園綜合實力等因素，科學合理規劃國家植物園空間布局，采取整合與新建相結合的方式，穩步構建以代表典型氣候帶和典型植被特征區域國家植物園為主體的國家植物園體系，逐步實現我國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種類得到遷地保護的目標。此外，在建設好國家植物園的同時，還需要推進相關工作，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促進科技支撐、健全管理體制等，加強野生植物的就地保護，促進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的協同，使得更多的瀕危物種擺脫滅絕危險，保障生態安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進步。

　　穩步推進國家植物園體系創新發展的實現路徑。我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規定對野生植物進行分級分類保護，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有必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和完善。首先，加強野生植物資源本底調查。要弄清“有什么”“怎么樣”“在哪里”。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生態環境變化很大，特別是土地利用變化、外來物種入侵等因素已使許多物種生存受到威脅，對物種數量、分布和資源蘊藏量的重要變化知之甚少，其“家底”數據大多仍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調查結果，亟須對生物資源現狀進一步調查，為后續評估、預警、治理提供精準的科學依據。其次，有效推進對特殊區域內的植物保護。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我國野外站長期觀測研究數據，進行精準分析科學修復；另一方面要遵照物種選擇——配置與分布地帶性的類型與規模，確定科學的預研方案，以有效推進對特殊區域內的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新的生態范式。最后，加速推進科學數據標準體系建設。植物園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力量，是植物遷地保護的基地，與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就地保護）形成完美互補。植物園有別于純粹的城市公園，承載著物種保育、科學研究、引種馴化、科學傳播等重要功能。為此，建立全國植物遷地保護統一管理機制，目前已經勢在必行。比如，在國內空白區域，如青藏高原寒帶和寒溫帶地區新建一些植物園，形成完整的遷地保護網絡，與就地保護體系一起，對本土物種全覆蓋，以起到有效保護我國野生植物的目的。同時，加快推動新技術在實際場景下的應用，如人工智能的物種識別技術、生物多樣性大數據深度挖掘技術，不斷增強科技的供給能力，以更好地支撐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

　　當前，我國正在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在此背景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與國家植物園如何實現既在功能上有所區分又相互協調配合，如何推動國家植物園相關立法與正在研究制定的國家公園法、自然保護地法等有序銜接，值得進一步研究。為此，通過一系列科學有效的制度設計，無論是國家公園還是國家植物園，都將在未來迎來更大發展，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沈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