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大學教授陳慶妃對話福建社科院研究員劉小新：華人文化詩學何以推動文明互鑒？

　　【本報特約作者 陳慶妃報道】劉小新研究員的學者生涯從華僑大學起步。1990年代初，大陸高校與海外交流的渠道和機會還不多，華僑大學特殊館藏——華僑知名人士贈送的書籍——為他開啟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之旅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對劉小新而言，“華人”不僅是近距離接觸的境外學生，也為他的研究創造了特殊的觀察位置與視角。多年以后，劉小新倡導“華人文化詩學”正是基于這種情感與知識的積累。

　　陳慶妃：海外華文文學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科，起步晚，資料收集不易，研究基礎薄弱。相對于“物”的不足，更麻煩的是“人”的溝通存在層層壁壘。由于歷史經驗不同，學術養成路徑不同，中國內地學者與海外華人作家/學者之間的交流常常流于兩種極端：一種是“贊美性修辭”的印象式批評，一種是上綱上線的相互不認可。劉老師有不少這樣的經歷吧，能否談談您是如何“介入”這種批評現場的？“海外華人文化詩學”是否有助于跳脫這種研究困境？

　　劉小新：一定程度上，這兩種說法其實都反映了當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我們對海外華文文學書寫的意義缺乏真切的理解與同情。

　　長期以來，華文文學研究一直偏重于對抽象的“共同詩學”的追尋，而多少忽視了對“地方知識”和“個人知識”的具體闡釋。“華人文化詩學”這一概念則強調“共同詩學”“地方知識”及“個人知識”的整合，它既重視研究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詩學規律，從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的文學創作中，抽象出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普遍的美學特征；又關注不同地域、國別，不同階層、性別、個體的文化差異即特殊性。

　　“華人文化詩學”把海外華人的華文書寫視為一種文化政治實踐，尤其關注華人身份政治的命題。而我們的華文文學批評界往往有意回避華人政治命題，常常用普泛化的審美模式，取代對華人文本所隱含的“政治無意識”的闡釋，取代文化政治的分析。這可能是40多年來華文文學批評缺乏深度與廣度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因此，從傳統的華文文學批評到華人文化詩學的轉換，其實是從對華文文學的純審美批評轉向對華人華裔表征政治的研究。

　　陳慶妃：馬華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鎮，這與馬來西亞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有關，也與馬華作家的創作能力以及馬華學者的批評能力相關，馬華學者作家化更是有力地激活了創作與批評的互動。學者的代際更替帶來批評方法、風格的變化，南來馬華學者、馬華本土學者、馬華旅臺學者、馬華留中學者各有特色。您能談談他們的代際特征以及批評風格的變化嗎？

　　劉小新：20世紀50年代以來，馬華文學與批評界經歷了幾次代際的更替，因而在歷史、審美、敘述、語言、風格、技巧上都產生了相應的典范更替與重塑。在與時代共振的過程中，新世代具有了更開放更具包容性的文學心態和文學史視野。

　　在美學范式上，新世代作家更加追求藝術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往往以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姿態挑戰寫實主義的正統位置。

　　在批評范式上，馬華傳統的文學批評經歷了從強調民族獨特性論述，到借用后殖民和少數話語理論的文化屬性論述的轉換。新的馬華文學批評力圖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馬來西亞國家的辯證對話關系中，確立當代馬華文學的文化身份。

　　陳慶妃：對批評“位置”的警醒，是您學術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海外華人作家、學者之間的分歧、論爭，帶來的不一定是問題，也可能是激活學科的動力。目前，中國境外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別為北美華人學者、臺港學者、新馬華人學者。蔚為大觀的《馬華文學批評大系》11卷本，囊括了當下最有批評活力的馬華學者。馬華學者的研究不僅面向馬來西亞文化界，也面向中國學界，旅臺馬華學者還同時面向臺灣學界。然而中國大陸除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學者，其他領域學者較少介入，這是一種不對稱的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這種研究不對稱的狀況？您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中國大陸學派”有哪些期待？

　　劉小新：我認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中國大陸學派”的未來發展，要在四個方面實現轉型：

　　一是重新認識華文文學的文化政治功能。長期以來，由于華文文學批評受到形式主義的純審美觀念的深刻影響，偏向于以本質主義的“文學性”觀念為依據來評判華文文學，從而有意無意地忽視華文文學與政治的關聯。這無疑導致了華文文學批評的貧血癥，而“華人文化詩學”主張從純審美研究視域轉向文化政治闡釋，有助于克服這一不足。

　　二是重新建立華文文學研究的歷史視域與反思維度。進步的華人文學寫作必須努力揭示出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努力成為弱勢族群爭取平等權力的文化代言與美學表達，建構一種能真正有效地反思歷史、思想當代和批判現實的能力，真正成為西方人文知識體系內部的批判性少數話語。華文文學研究尤其需要重視這個面向，構建屬于這個學科的獨特歷史感和批判意識。

　　三是完成從傳統的作品概念到文本和話語的觀念轉換。華人文學批評在研究對象上不應畫地自限，應建立開放的文本觀念，把自己的研究對象定位為華人文本。

　　四是期待具有跨學科研究能力的學者加入既有的研究隊伍，包括現當代文學、文藝學和比較文學學者，還包括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移民問題研究的學者。

　　陳慶妃：新移民作家是目前海外華人作家中最活躍的群體，他們與國內文壇互動緊密，甚至被譽為中國文學的“海外軍團”，納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視域。新移民文學與當代中國天然的親緣性帶來舒適的閱讀體驗，但也可能造成對其“海外性”的遮蔽，無法凸顯華人海外寫作的發言位置，從而弱化了新移民文學的價值。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劉小新：“海外性”是新移民作家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他們區別于大陸當代作家群體的一個重要位置。事實上，“海外性”不僅僅只是一個空間概念，更是思考新移民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視野。

　　第一，“海外性”是對海外華人的離散生存方式的具體反映，它將海外華人的書寫納入多元互動的文化場域中予以觀察和認識，以具體的、歷史的視野去觀察新移民文學，向他們對自身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的“在地回應”充分敞開。

　　第二，“海外性”意味著更加開放的視野，展現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世界建立密切關聯、開拓世界性視野的努力和追求。

　　第三，“海外性”體現了華文文學所具有的文化間性，表征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這種文化間性、可溝通性強化了中華文明的全球視域，在尊重多元文化差異的基礎上，成為溝通中華文化傳統與西方文明的重要橋梁。

　　陳慶妃：海外華人身處世界不同區域、國家，與不同文明“互嵌式”深度接觸，形成不同的交往模式。東南亞屬于華人傳統移民區，歐洲有比較悠久的漢學傳統，北美既有為美國、加拿大的開發做出巨大犧牲的勞工移民，也有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隨著中國海外事業的發展，南美、非洲也出現不少新的華人移民社群。廣闊的移民生活、先僑歷史、家族故事都在華人作家筆下得以呈現，您最后談談華人作家的海外書寫與文明互鑒的關系好嗎？

　　劉小新：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海外華文文學寫作與研究意義提供了一個宏大視野與文化框架。

　　首先，華文文學書寫為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人文基礎。華人遷徙至海外的過程，是中華文明打破民族、國家的界線，與世界文明深度交融的過程。在文明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

　　其次，華文文學書寫體現了中華民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智慧。海外華人在保留自身文化認同的前提下，始終以寬容、和解的姿態處理不同信仰、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沖突，在求同存異中化解隔閡和分歧。華文文學展現了以對話、合作化解沖突、克服狹隘的文化智慧。

　　再次，華文文學書寫是中華文明開放性、包容性的充分展現。中華文明不是封閉保守的文明，海外華人在海外工作、求學的過程中，一方面展示了自己民族、國家的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在在地化的過程中不斷吸收不同民族、國家優秀的文化成果，在與世界文化互相吸收精華、取長補短中，激活中華文明的創新性與生命力，促進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與創新發展。

　　【個人簡介】

　　劉小新，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文藝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著有《闡釋臺灣的焦慮》《對話與闡釋》等。

　　陳慶妃，福建松溪人，文學博士，華僑大學文學院、海外華人文學暨臺港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海外華人文學理論與批評”方向碩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監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華僑華人文學、香港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