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毅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殷周時代是我國上古文化制度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鑄就了青銅時代的輝煌。這一時期，文字發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現存約兩萬篇金文，記錄了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制度文化的變遷。但歷來金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古文字學、歷史學等領域，對其文學價值關注較少。實則金文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詩經》《尚書》。于省吾曾言：“意在比類梳辭，通其幽眇，以儕其文于典、謨、雅、頌之列。”（《雙劍誃吉金文選·序》）于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學是中國早期文學的原生形態，內容豐富、敘事精彩，文學價值很高。商周金文經歷由質到文的轉變，其背后折射出社會制度文化的變革。

　　殷周革命是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的重大變革。王國維曾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制度論》）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制禮作樂，逐步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禮樂文化制度，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戰國秦漢時人多認為殷尚質、周尚文，“文質不同，其禮則異。”（《子思子·雜訓》）“文”指文采、文化；“質”為質樸、本質。殷商政教各異，一般多言殷人尚質，質厚則多威儀，敬鬼神而少禮節；周人尚文，制度文化復雜多樣。前賢對殷周制度文化特質的總括，雖有整齊化之嫌，但周人尚文則是較一致的認知。孔子曾盛贊：“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具體到金文文學，亦能反映殷周社會的文質之變。

　　現存商代金文五千余篇，但普遍字數偏少，最長者約五十字，傳遞的信息十分有限。商中期以來，青銅器開始鑄銘，但內容簡略，僅有祭祀對象名號、族徽，一般作“作某彝”“某作某彝”，如作父甲鼎“作父甲尊彝”；黿作父戊方鼎“黿作父戊彝”。這種銘文已經有了敘事性。至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時，出現稍長的金文，內容趨于豐富，主要反映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戰爭、田獵等。據文獻記載，殷人崇尚鬼神，《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故祭祀類金文大量出現，如邲其三卣、作冊豐鼎等，包含時間、作器緣由、對象、族徽等信息。這些金文能夠較完整地記錄事件，與周初金文已有較大的共性，只是其文體形式與內容結構都還處于初始狀態。總的來說，商代金文字數少、篇幅小，語言簡潔，銘文旨在直錄，缺少修飾，尚未體現出多少文學色彩，這多少能體現殷人制度文化及思想觀念“尚質”的一面。

　　周人代殷，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涉及國家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周王朝由殷商以來的敬鬼神轉向重人事，以期通過“禮”來規范萬物。《禮記·表記》：“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周人施行“文德政治”，政治理念通過禮樂制度延及現實世界，形成“尚文”之風。文在禮制背景下得到充分發展，一方面以《詩經》《尚書》等文獻為代表，另一方面即金文的繁榮。現存兩周金文約一萬五千篇，大多語言莊重、文辭典雅，表達對周王賜命、祖先功績的頌揚、稱美。《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已基本闡明金文的功能。金文與相關的禮儀活動直接相關，客觀地記錄整個禮儀活動的過程。如天亡簋反映周王的祭祀活動；叔虞鼎反映了朝覲禮；剌鼎、遹簋記載了饗禮；多友鼎、虢季子白盤記載了軍禮等。在這種禮樂文化背景下，銘文增加了諸多程式化的描述。禮樂制度與語言文字互為表里，禮制通過文字展現。

　　對語言文字藝術的自覺修飾，與周人尚文，崇尚禮樂文化的社會風尚密切相關。在重文風氣下，周代金文開始走向繁榮，詞匯豐富，修辭講究，敘事手法完善，韻文進一步發展，文體形式多樣，出現了大盂鼎、豳公盨、史墻盤等優秀篇章，皆表明金文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用詞上，金文不少詞語、句式見于《詩》《書》，應為當時習語。如形容鐘镈聲音，金文用“簡簡”“喤喤”等詞，《詩經》也多次出現如，《周頌·執競》“降福簡簡”，《商頌·那》“奏鼓簡簡”；《周頌·執競》：“鐘鼓喤喤”，《小雅·有瞽》“喤喤厥聲”。又如史惠鼎“日就月將”，見于《周頌·敬之》“日就月將”。又如“柔遠能邇”，見大克鼎、番生簋、逨盤等，亦見于《大雅·民勞》：“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外，威儀、不弔（淑）、三壽、無斁、戎工、桓桓等，及常用的祝嘏辭，如眉壽、萬壽、吉康、康佑、純魯、黃耇、彌生、難老等，亦多見于《詩經》。王國維就曾利用金文和《詩》《書》對相關詞匯進行互證（《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句式上，西周金文多四言句式，與《詩經》基本一致，如金文的“中翰且揚”，和《邶風·終風》“終風且暴”“終風且霾”等句式相同。此外，金文的“用祈眉壽”“有嚴穆穆”等句式也多見于《詩經》。

　　修辭手法上，由簡到繁，文學自主意識逐漸加強。西周早期，金文記事多平白直敘，少有過多的文辭修飾。中期以后漸漸講求文辭，典型的如豳公盨、史墻盤。豳公盨全銘僅98字，即用六個“德”字，突出強調西周政治倫理的核心“德”的觀念，不少用語能與《尚書》對讀。史墻盤對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頌揚，皆用一典雅詞語形容，如：曰古文王、索圉武王、憲圣成王、亞慎康王、弘魯昭王、祗顯穆王。對其功績也用一句話概括，如武王“遹征四方,撻殷畯民”；昭王“廣能楚荊,惟寏南行”。對自己祖先的贊美，稱青幽高祖、勇惠乙祖、舒遲文考，用詞簡練典雅而意蘊豐富。再加上大量韻語的使用，使銘文達到了非常高超的修辭藝術水平。

　　西周金文文學性的另一表現就是用韻，韻語代表著人類語言發展的突破。現有材料表明，商代甲骨金文尚未有意識地用韻。周人不斷追求語言美，兩周金文有韻文488篇（楊懷源、孫銀瓊：《兩周金文用韻考》，人民出版社2014年，145頁），少數通篇用韻，大多數為韻散結合。西周早期，金文開始用韻，如武王時的天亡簋，只是數量相對較少；至西周中期韻文開始大量增加，典型的如史墻盤，通篇置韻，四字一韻的句式可看作四言詩，是西周金文文學成就最高的篇章。到晚期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韻句更是非常規整，以四言為句，句式整齊、語言精練，每句皆入韻，共11個韻腳，通押陽部韻，是杰出的韻文作品。說明作者已不單純從記錄的角度作銘，而是有意追求文章的文學藝術價值，將韻句與鋪敘的手法融合，講求敘事的語言及形式，創造出藝術表達高超的韻文篇章。胡光煒曾指出：金文“文長而無韻者近《尚書》，文長而有韻者近《詩》”（《金文釋例》）。兩周金文多押陽部、幽部韻，讀起來聲音洪亮悠揚，朗朗上口，應和金文在祭祀、冊命及宴饗等典禮儀式上誦讀功能相關。

　　春秋時期王朝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諸侯國金文，記錄各國間政治交往、婚姻關系等，目的則是彰顯作器者的家世與身份。至戰國時期，隨著宗周禮樂制度的轉變，金文亦隨之發生變化，內容上記事銘文相對減少，雖然也有中山三器這種長銘，但主流是銘文篇幅變短，演變成“物勒工名”的形式，見《禮記·月令》，逐漸開啟秦漢金文日用化的先河。物勒工名不僅記錄鑄造、監造器物工匠的職官、姓名，還記錄器物重量、容量、置放地等信息，而金文的文學性日趨消亡。從商周金文文學的發展歷程看，確能直觀展現商周社會的文質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