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毛筆是傳統書寫工具中最為重要的工具，而由于時代變化，今日大眾對它的了解日漸生疏，再加上“重道輕器”的傳統，導致對毛筆的研究與重視不足。筆者致力于中國古代毛筆研究有年，于是誕生了著書立說，為毛筆“正名”的想法。近日，筆者的小書《古筆》由中華書局出版。

　　本以為書的賞音難覓，不意卻得到了媒體垂顧，邀我簡述毛筆的歷史意蘊和文化內涵。實則繁易而簡難，下筆踟躕，勉強拉雜，絮叨如下。

　　筆源于畫

　　從廣義上說，將一束毛料修整后，根部扎緊或粘固，然后插入相應的筆桿腔內，就應該算是一支“毛筆”了。因此，西方繪畫所用的油畫筆、水彩畫筆，乃至女士們描眉用的眉筆，都可納入這個范疇。而狹義的“毛筆”，指的是中國古人的創造。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毛筆除了用于繪畫外，更用于寫字——這是最為關鍵的區別。中國毛筆的日常之用，讓它成為中華文化的造就之器與點睛之筆，并由此衍生出一個博大精深的書法藝術世界。

　　以往探討毛筆的起源，最喜歡說的是秦將蒙恬造筆，意即為了加快軍情傳遞的速度，蒙恬情急之下以紅纓蘸染顏料書寫替代了以刀契刻文書。但有見識的古人未必相信這種傳說。《禮記·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唐代類書《初學記》的編纂者就據此認為“秦之前已有筆矣”。《莊子·田子方》中記載了宋元君“受揖而立，舐筆和墨”的故事。這是“秦之前已有筆”的文獻佐證。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漢字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甲骨上的文字多是先寫后刻，這比上述文獻認定毛筆產生的時間要提前許多。但即便如此，也只是說明商代毛筆已經存在，也不是毛筆的起源時間。人們喜歡將筆與文字聯系起來，忽視了它與繪畫的淵源——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會晚期的彩陶上，就出現了毛筆劃過的痕跡。毛筆的產生最初和繪畫有關，因而很接近于廣義的“毛筆”。后來文字出現了，與毛筆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最終，中國書法越來越固化了毛筆的形象，其狹義性逐漸取代了廣義性。

　　筆有其史

　　要想了解毛筆的前世今生，考諸文獻是一種途徑。而另一條途徑是實物研究，出現得較晚。明清以來的毛筆傳世很多，宋代的筆也陸續有發現，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唐筆”，也是珍貴的實物資料。

　　然而，這些實物多有助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靠唐代以前的實物資料，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內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破城子遺址發現了一支東漢初期的毛筆，后來被馬衡先生命名為“漢居延筆”。這讓人們第一次見到了唐以前毛筆的實物。兩漢時期的毛筆，后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多有出土。除了甘肅敦煌地區外，湖北的江陵、山東的臨沂、江蘇的連云港地區都陸續有所發現。依照這些實物，我們發現，漢代的毛筆制作已相當成熟，筆毛主要由兔毫制成，有的還披有羊毛以增加吸水量。

　　在漢代毛筆實物不斷發現的同時，戰國及秦代的毛筆也陸續出土，而且出土實物貫穿了戰國早中晚三期。屬于戰國早期的是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筆，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筆實物；中期的則是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筆；晚期的有湖北荊門包山楚墓筆、江陵九店楚墓筆和甘肅放馬灘秦墓筆。屬于秦代的有三支：兩支發現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還有一支發現于湖北荊州周家臺秦墓中，僅存筆桿。相較于漢筆，戰國毛筆在形制及制作工藝上顯然要“原始”一些。但它們的發現，為文獻中“秦之前已有筆”的觀點提供了堅碻的實物佐證。

　　筆者寫《古筆》一書主要著力于溯源，故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筆。如果說唐以前的毛筆是“源”，以后的是“流”，那么漢以后及唐代的毛筆就是綰結源流的中間環節。漢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筆，亦略有出土。東晉時期的有甘肅武威旱灘坡前涼墓筆、新疆阿斯塔那墓畫筆，以及江蘇江寧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桿筆和葦桿筆。雖然這段時間內出土的毛筆實物不是很多，但制作特征與前后的差異卻十分明顯，有的筆毛中間纏繞著絲帛、有的筆桿前粗后細，最明顯的是筆毛和筆桿的直徑加粗。這些特征可以視為中國毛筆制作技藝上的丕變與革新，同時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研究古代毛筆不外文獻和實物兩個途徑，它們彼此生發互釋，讓我們對毛筆歷史的了解更為深入。通過考古實物的不斷發現，嘗試構建早期毛筆較為清晰的歷史發展脈絡，目前已接近可能。筆者在《古筆》中卷特辟“圖說”，正表達了這一意圖。

　　筆誕書法

　　盡管中國古代不乏“鉛筆”“竹筆”“木筆”之類的制作，但在東亞地區悠久的書寫傳統中，毛筆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術制作體系。在通常情況下，毛筆要與其他的紙、墨、硯配合起來使用，構成所謂的“文房四寶”。托名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中說：“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但在實際的書寫實踐中，毛筆的作用是首要的。先秦時期，書寫尚處于“簡帛時代”，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筆是主要的書寫工具。前引《禮記·曲禮上》所說的“史載筆，士載言”，唐人孔穎達就解釋說：“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余載可知。”

　　燦爛輝煌的中國書法藝術，無疑是毛筆的創造，以至有“書之佳不佳，筆居其半”的說法(楊賓《大瓢偶筆》)。筆的形制，尤其能影響書法藝術的發展。

　　戰國竹簡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那么書寫這種載體的毛筆就相應要尖細一些，從實物上看也確實如此。秦漢的竹簡開始變寬，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漢代的毛筆，除了個別特殊的制作，確實要比戰國筆要粗些。魏晉時期，由于紙張開始普及，“大筆”也隨之普及。如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前涼(相當于東晉)文物里的松木桿筆，鋒長4.9厘米，上端桿徑2厘米。再如江蘇省江寧縣下坊村東晉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鋒長約3.8厘米，徑1.4厘米。此類“大管豐毛”的毛筆圖像，在唐宋繪畫中也經常能見到，與戰國秦漢普遍細長的筆桿形成鮮明的對比。

　　毛筆的粗細變化直接影響到了書法創作形式和風格的變化，促進了書法藝術性的發展。這也是今后書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續探討下去的一個議題。

　　筆有其意

　　“重道輕器”是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中的一個鮮明特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已然將“道”與“器”分出了高下。三國“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說“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后，大義舉而物名從之”(《中論·治學》)。

　　毛筆研究在學術層級上自屬“器”的范疇，是“物名”，而不是“大義”之“道”，或說是基礎性研究。但筆者認為，有些看似高明的書法研究者喜談“書法之道”“筆墨之道”，或是“筆墨”與某種“文化”的關系等宏大議題。但由于對筆的基礎性研究并不重視，往往會有錯訛。

　　例如有一類觀念，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毛筆這樣的書寫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識有關。那筆者不禁要問，儒家學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沒有創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國人難道用的不是毛筆？何況孔子生前并不得志，甚至自謙“若喪家之犬”，他的學說其實要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如此，是否還要到漢代才有毛筆？

　　可見，毛筆研究不可輕視。而古人對毛筆的研究時見于文字。

　　古人首先重視的是毛筆的政治功能。東漢蔡邕《筆賦》宣揚道：“夫制作上圣，立則憲者，莫先乎筆。”西晉成公綏《棄故筆賦》說：“治世之功莫尚于筆。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圣人之志，非筆不能宣，實天地之偉器也！”國家的政策法規和治理要依靠筆來完成，而文化脫離不了政治，毛筆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功能實已蘊含其中。近代學者胡韞玉在《筆志·重筆》中就演繹了成公綏的觀點，將毛筆的重要性從文化功能和意義上予以了揭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詳；文字之繁，非筆莫紀。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誠文人之至寶，天地之偉器也。筆之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歷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過毛筆記錄描述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僅僅是文人雅士書齋中的玩物。

　　由于毛筆是日用品，大多數人并不會太在意其存在的意義，正如成公綏所說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詡曾告誡說：“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戒庵老人漫筆》)千百年過去了，今天的筆已從鋼筆、圓珠筆，變為鼠標、鍵盤，大致相當于往時“士人”的當代知識分子們，于“筆墨二事”更為疏遠，這似乎已是大勢所趨。但回顧歷史，毛筆對中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當巨大的。如今日本、韓國等國家仍相當多地保留著毛筆文化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也對“書法”有著獨特的熱情。這說明，作為日用品的毛筆退出了歷史舞臺，作為創造藝術與審美的工具，毛筆依然發揮著廣泛而巨大的作用。

　　英國歷史學家埃爾頓在《歷史學的實踐》一書中寫道：“歷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須被寫作和研究。”毛筆的歷史若明若晦，有的行將消逝，筆者的任務是盡力將毛筆文化，像撿拾散落的珠子那樣，盡可能地多撿回來些。

　　(作者：王學雷，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小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