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良

　　歲首迎春之際，中國畫家喜歡繪制“歲朝圖”，它不但是中國畫的傳統題材，更是中國年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誕生以來，“歲朝圖”多流傳于文人雅客和皇家內苑之中，文人喜將象征品格的花木、蔬果、文玩等供于案前，為荒寒的冬日增加勃勃生機，更為新的一年祈愿祝福。宮廷內苑在春節之際也喜懸掛“歲朝圖”，皇家畫師們多描繪冬日難得一見的花卉珍禽來營造皇宮內吉慶祥和的春節氛圍，多位善丹青的皇帝，也曾專門繪制“歲朝圖”作為佳節之禮賞賜重臣。“歲朝圖”發展到近現代有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到了人民藝術家齊白石的筆下，“歲朝圖”從原本懸于廟堂宮殿之中，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壬寅新春之際，北京畫院特別策劃推出了“歲朝三余——北京畫院藏齊白石作品新春特展”。該展以“歲朝圖”為引子，將齊白石專門為良年佳景祈愿的作品匯聚一堂，不但為首都的新春佳節增添了一份濃濃春意，更希望通過發揮藝術的療愈作用，為觀眾帶來一份精神上的舒適與愉悅。

　　老百姓的“歲朝圖”

　　齊白石生活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極其動蕩的時代，所以他一生都對和平寧靜的生活充滿向往和熱愛。新中國成立后，齊白石終于迎來了“已卜余年見太平”的生活。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1955年度國際和平獎授予齊白石，以表彰他為人類和平作出的貢獻。齊白石在獲獎答詞中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正因為愛我的家鄉，愛我的祖國美麗富饒的山河大地，愛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費了我的畢生精力，把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情畫在畫里，寫在詩里。直到近幾年，我才體會到，原來我所追求的就是和平。”

　　晚年的齊白石在生活和創作心境上都迎來新的變化，雖然已是90歲高齡，但他也切身感受著時代的變化，在他的筆下表現和平、勞動人民的作品逐漸增多，而他筆下的“歲朝圖”也迎來了新的內容。老百姓過年時常見的鞭炮和大紅宮燈開始出現，與冬日特有的佳果佛手、香瓜匯聚一堂，筆墨更趨老辣，施色更加濃烈艷麗，將民間喜愛的紅色、黃色巧妙結合在畫面中，營造出一派溫暖祥和、喜慶熱烈的新春景象，不但表達出自己對良年佳景的美好祈愿，也迎合了老百姓迎祥納福的新春習俗。“歲朝圖”也從文人墨客的雅集和皇家的宮廷內苑走進了尋常百姓之家，成為新春之際人民大眾最喜聞樂見的繪畫題材之一。

　　中國畫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又名十二屬相，是中國最古老的民俗文化之一。古人巧妙地將十二地支與十二種動物相搭配，成為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符號。每當農歷新春來臨，代表本年的生肖便成為老百姓最喜歡的吉祥物。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也留下了大量關于十二生肖形象的文學、詩歌、剪紙、塑像等藝術作品。關于十二生肖的繪畫在民間藝術中比較常見，但在中國畫史中卻鮮見成套的十二生肖作品。這一方面是很多文人畫家不屑于去表現這類民俗題材；另一方面則是表現十二種動物要有較高的造型能力，對中國畫家們來說是不小的挑戰。

　　此次北京畫院舉辦的齊白石新春特展中，重點展出一套極為罕見的十二生肖組畫《十二屬圖》，這套作品是齊白石應好友關蔚山所作。“蔚三先生既藏予畫多，又欲索畫十二屬，予以有未曾見者，龍不能畫，遂卻之。先生令廠肆一年之中索去二三紙，用心四年，始集成。”可見，最初面對關蔚山的求畫之邀，齊白石是婉言相拒的。因為龍是民間虛構之物，自己從未見過，這便違背了他不畫未見之物的作畫原則。而關蔚山并沒有放棄，他通過畫店每年向齊白石訂兩三張畫，最后花了四年時間，終于集齊了這套《十二屬圖》。齊白石也被關蔚山的這份堅持和智慧所感動，最后為他欣然題寫“十二屬圖”，并將關蔚山的求畫過程詳細記錄下來，為畫壇留下了一段佳話。

　　這套作品中，齊白石利用巧妙的畫面構圖將“龍”的難題解決。他利用滿幅的淡墨暈染將龍身藏了起來，如此便化解了龍的具體形象，而同時云中龍也凸顯了龍的神通和威嚴，不禁讓人拍案叫絕。齊白石一生曾繪制多幅虎圖，不過多集中在早年。遼寧省博物館收蔵了一件他專為恩師胡沁園所作的《老虎圖》，老虎的形象取自民間畫本，畫面中一只猛虎下山，頭昂尾揚，張目露齒，著力表現“山中之王”的威猛氣勢。可惜齊白石當時筆力尚弱，頗有些力不從心。而《十二屬圖》中的“虎圖”是齊白石晚年佳作，畫中猛虎雖然以背影示人，但筆力雄強老辣，早已今非昔比，凝視枯木的老虎多了幾分沉穩與溫馴，仿佛一位擁有眾多人生閱歷的老者，溫和而不失力量。

　　齊白石的人生“三余”

　　“三余”是古人教育后學珍惜時間的典故，語出陳壽《三國志·魏志·董遇傳》：“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齊白石的一生為學為藝十分勤奮，他結合自身情況將前人的“三余”進行了修改，總結出自己的人生“三余”，即：“詩者睡之余，畫者工之余，壽者劫之余。”這可以理解為他對文藝創作的態度和人生際遇的感慨，語句雖然簡單卻蘊含深意。

　　“詩者睡之余”，借用齊白石自己的話語“絕句詩，可枕上作也”去理解，也就是作詩不需要專門抽出時間刻意為之，而是在睡覺之余便可妙手偶得之。“畫者工之余”，即繪畫應在刻印、做工休息之余而作。“壽者劫之余”則是齊白石深刻的人生感悟，“劫”是指1917年齊白石幽居湖南鄉下期間，由于兵燹匪亂導致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不但多年經營的家園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只能遠離家鄉故土，只身北上京城漂泊。由此可見，齊白石并沒有將寫詩、作畫視作難事，而是忙碌生活中的一種情緒調節和放松方式。正是這種輕松心態，使得他更加合理地利用時間，創作出大量精彩的畫作和詩文。而在面對人生的劫難和低谷時，齊白石保持著一份平和安寧、積極樂觀的心態，不但人生得享高壽，藝術上也終獲大成。

　　如今，全球的新冠疫情已步入第三年，人類在重新思考自然與自身的關系，那么藝術何為？唐代的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早就寫道：“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而以今日之思考，藝術本體在審美價值之外，還有心理療愈的功能。

　　齊白石的藝術歷經百余年還如此受關注，恐怕是其所具有的不囿于藝術本體的某些價值，比如畫作中的吉祥寓意無疑在鼓舞著不同時期的人們。白石老人以赤子之心對世界中的點滴進行真情謳歌，對生命的精微進行純真禮贊，改變了以往傳統文人畫家超凡脫俗、獨善其身的情懷。他將關注的目光放在日常可見最平凡的事物上，并賦予它們更多親民的世俗煙火、祥和祝愿，連畫中的題詩、跋語也多是人們生活中的平常話、家常語，所以他的畫作最能撩動心扉，使觀者心中釋懷，甚至會心一笑。這也許便是齊白石的藝術雖誕于亂世卻深受世人喜愛的原因。（薛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