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世旭

　　我十多年前退休，之后客居嶺南。那會兒我在學寫毛筆字，不像現在這樣早已興致杳然，時任廣東作協主席呂雷特地邀我去端硯產地肇慶看看。

　　我寫毛筆字是鬧著玩的，在外面別人設有“文房四寶”時，偶爾湊趣涂鴉，在家里就是拿個碗倒上墨汁和水，用不著硯臺。朋友送我的硯臺，我轉手就送了需要用的人。有一方朋友在普通石片上隨意磨出墨池的硯臺我很喜歡，在空白的地方刻了16個字——“筆近意遠，池淺墨深，分黑分白，自濁自清”，算是我的硯銘。后來這塊石頭也被喜歡的朋友拿走了。

　　但呂雷堅持說：“去看看，長長見識，有什么不好？”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結果還真長了見識。

　　古代的端州就在今天的肇慶市。端硯是端州特產，于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與甘肅洮硯、安徽歙硯、山西澄泥硯齊名。而四大名硯中，以端硯最為稱著。行家說，端硯石質堅實、潤滑、細膩、嬌嫩，研墨不滯，發墨快，研出的墨汁細滑，書寫流暢不損毫，字跡顏色經久不變。好的端硯，無論酷暑還是嚴冬，用手按硯心，硯心湛藍墨綠，水氣久久不干，所以有“呵氣研墨”的說法。優良的石質和天然的花紋讓歷代文人陶醉以至癡迷。

　　而今在肇慶，端硯已經成為一種規模產業，各種形制的端硯爭奇斗艷，琳瑯滿目。大者如臥牛，堆山疊嶺，曲徑通幽；小者置掌中，花鳥蟲魚，纖毫畢現。端硯最大的價值，恐怕是一種供觀賞的工藝了。

　　而我最大的見識，是很意外地在這里“遇見”了古今赫赫有名的包公。我的歷史知識很有限。小時候家里附近有個戲院，我趴在門縫看過戲臺上的包公“打龍袍”“鍘駙馬”，卻不知道他老人家到過大老遠的嶺南，更不知道他還跟端硯有過瓜葛。

　　早期的端硯純粹是書寫工具，粗陋簡樸，沒有任何圖案花紋裝飾，“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唐李肇《唐國史補》）。后來武則天把刻有圖紋的端硯賜給名臣狄仁杰。狄仁杰聽說采硯石工很不容易，奏請武則天下旨減少貢品的數目。

　　然而，把端硯作為貢品，并從中謀取私利，已經成為一種流弊。狄仁杰身后300多年，調任端州知府的包拯發現，他之前的知府們趁著進貢的機會大都斂取貢數幾十倍的硯臺，私下巴結當朝權貴。包拯于是下令，只能按貢品的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并且明確表態，自己作為州府首官，決不要一塊端硯，任滿離去時果然“不持一硯歸”。1973年，包拯故里清理包氏墓塋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無端硯，成為歷史記載的證據。

　　在包拯的奏議集中，有一首他知端州時書寫在墻壁上的言志詩《書端州郡齋壁》：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悉。

　　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我的前輩同鄉、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對包拯的文采不以為意，“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但在這首詩中，包拯濟世匡危的志向和為官準則是很鮮明的。史載他性情嚴峻剛正，跟人交往不隨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悅人，平常沒有私人信件，連朋友、親戚都斷絕來往。雖然地位高貴，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食品跟當百姓時一樣。他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有凜然不可奪之節”，眼里不揉沙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幾乎有些不近人情。然而，這也正是他與庸官根本不同的地方。不僅如此，他還訂立《家訓》：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

　　千百年來，作為歷史名臣、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為清廉的象征，在社會享有盛譽。人們廣泛傳誦他的事跡，并加以理想化和藝術化，衍生出許多軼聞傳說。南宋時就有了以包拯為主題的故事和戲曲，元雜劇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戲。因為以龍圖閣直學士職名任權知開封府，世稱包龍圖，有小說《三俠五義》（評書《龍圖公案》）流行，遂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除害、不畏強權的各種故事驚心動魄、扣人心弦。民間將他奉為神明，認為他是奎星轉世，“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歷久彌新。

　　包拯的為人為官是成功的，但由端硯而生的流弊，卻似乎不見匡正之效。在他離端州任幾十年后，蘇軾途經端州，看到的采硯場面依舊十分壯觀：石工“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

　　端硯作為貢品的歷史，在800多年后，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刻石告示，才宣布結束。

　　古人贊賞硯臺，有“玉德金聲”之說。包公與端硯的故事，在端州、在歷史上留下了人格的玉德金聲。我不是史學家，沒有能力談論歷史人物之于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僅就個人修為而論，我以為，包公的清正嚴明無論如何是可貴的。唯愿這樣的品格不僅僅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傳說，也是現實生活中的常態。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