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蘇杰（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商周時期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的青銅器銘文，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書寫文化。相比于其他文獻，銘文能基本反映書寫的原貌，因而對研究中國早期社會的歷史、文化、思想等，有著重要的價值。商周銅器銘文的書寫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質條件的進步與社會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層面的追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用文字進行書寫是人類文明進步史上的大事，因為它代表著思想、情感的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墨子·兼愛下》提到，今人不與“先圣六王”同時，卻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可見，古人早已認識到書寫之于思想傳承、文明演進的價值。而在“傳遺后世子孫”方面，銅器銘文（即所謂“金石”“盤盂”）更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當古人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青銅材質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們對“永恒”的希冀，或者說是對生命“不朽”價值的追尋。

　　中國早期關于生命價值的體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晉范宣子與魯叔孫豹討論何謂“死而不朽”。范宣子認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職，這便是不朽。但叔孫豹認為這只是“世祿”，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應如魯國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即死后其言論仍能流傳后世。進而他便論述了“三不朽”的觀念：“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即當時人們認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樹立與傳承，這樣才能實現人生的崇高價值。此種“生命價值觀”后為儒家所繼承并發揚，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當然，“三不朽”的價值觀并非《左傳》所創，它應來自更久遠的傳承，并有逐步演化的過程，這一點便可從銅器銘文的發展中找到線索。

　　最早的銅器銘文非常簡單，有的僅由一個或數個名詞組成，稍復雜的也僅是一個主謂句。商代晚期才有長篇銘文，其主要進步是能完整敘述一連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聯系。比如《小子[~符號~]卣》（《集成》5417，《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銘文有四十七字，敘述器主參與一項軍事行動有功因而受到上級的賞賜，又因此制作了銅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顯然，這類銘文的書寫重心是“功勛”與“賞賜”，它代表著主人最有價值的榮譽，因此他希望通過銅器精確地傳達給祖先或后世。故而，此類銘文往往具備嚴密而完整的因果敘事。事實上，商周銘文絕大多數內容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因為對當時的貴族來說，用銘文記錄其所立的功勞和所受的封賞，不僅是其人生價值的展現，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見，“三不朽”中“立功”的價值觀，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基礎，也在銅器銘文中有充分的體現。

　　到了西周早期，出現了長達百字甚至數百字的篇章，不過大部分仍以紀功、紀賞為主。但與此同時，也有部分銘文出現了新變，比如開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2837）為例，此銘除了開篇與結尾為常見內容外，正文以四個“王若曰”或“王曰”領起，詳細記錄了周王對器主的訓話，其中既有對商周換代的經驗總結，也有對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勛的稱頌，還有對器主的夸贊、期許與封賞。器主將此類言辭完整書寫于銅器之上，除了彰顯其家族之榮譽外，顯然也有傳承歷史經驗的意圖。又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銘文也如實記錄了周武王初遷成周之后，對包括器主“何”在內的“宗小子”的一場訓誥。此外更有一種形式特殊的銘文，其全篇都包含于引文之內，實際上可視為大段言辭的抄錄。如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蓋》（《集成》4330），全銘皆包含在由“它曰”領起的引文之內，且開篇即謂“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確指出器主通過銘文進行“昭告”的意圖。這類形式特殊的銘文產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趨于興盛，春秋時期仍有相當數量，至戰國時才最終消亡。

　　西周銘文的這一變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說。孔穎達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銘文無論是將上級（特別是周王）的訓誥作如實記錄，還是將自己的想法書寫于銅器，都是基于其言辭有“可傳”的價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冊益卣》（《集成》5427），其銘文以“作冊益作父辛尊，厥銘宜曰”開篇，自陳作銘之宜，更體現出明顯的“立言”意圖。另一方面，西周銘文的文采也有顯著進步，其寫作模式趨于多樣化，且出現了刻意修辭的例子。比如西周早期《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將銘文寫成了七七、四四的整齊韻句（第三句五言，但首字為虛詞），而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則采用了倒敘的手法。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說明，“立言”這一獨特的價值觀在西周時期得到了發展。

　　銘文至西周中晚期達到鼎盛，出現了如《史墻盤》（《集成》10175）、《毛公鼎》（《集成》2841）這樣登峰造極的名篇。此時的銘文中出現了較多對祖先美德與自身品行的歌頌，最有代表性的即為《史墻盤》。該銘文采用雙線敘事，先鋪寫文王以來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偉大功勛，接著又順次敘述器主家族歷代祖先的各類美德，最后歸結到器主自身，強調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終都以“德”作為核心。銘文的此種變化，應與當時社會對“德”的強調有關。周人崇德，但西周早期所謂的“德”似乎更多與天命相連，所以銘文中提到周文王、武王之德，往往將其與“受大（天）命”進行關聯。如《毛公鼎》謂“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史墻盤》對文、武二王也主要稱頌其受天命滅殷之德，而對成、康、昭三王，則主要稱頌其治國之功，只有對穆、恭二王，才更強調其仁德（銘文稱“祇顯穆王”“申寧天子”，天子即恭王）。聯系現代學者認為穆王時代存在較大政治變革的觀點，銘文的這一變化或許就與此有關。總之，西周中期銘文開始強調與后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對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頌美，也有對器主自身之德的顯揚，可見“立德”的價值觀于此時已基本形成。

　　綜上，從青銅器銘文不同階段的發展可見古人多樣的生命價值觀。這些觀念在歷史進程中逐漸演化、積淀，最終形成了“三不朽”說。這是中國早期對生命“超越價值”的深刻體認，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銅器銘文中也有大量祈禱長壽、安康以及享樂的話語，這說明古人對生命自身的現實價值也并不忽視。正是豐富的生命價值觀，造就了中國早期文化多彩的面貌，也奠定了此后中國人基本的人生價值取向。

　　而正如前文所說，銅器銘文對中國早期各領域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如果從《漢書·郊祀志》所載漢宣帝時出土先秦有銘銅器算起，銘文的重新發現和研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發現的先秦有銘銅器（含有著錄而原器散逸的）已近兩萬件，時代則涵蓋了商代早中期直至戰國末期。以往的銘文研究對其書寫或文學層面蘊含的規律與價值缺少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在商周銘文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其書寫模式就曾有過較為復雜的演化，其修辭技巧也存在逐步提升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探討先秦文學，特別是商代與西周文學的演進，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在此過程中，我們更可以通過銘文來分析當時人們思想與情感的變化，正如上文對早期生命價值觀的探討。因此，從書寫與文學角度對商周青銅器銘文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且有益的，應引起學界的關注。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