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廣學

　　當編輯部把高高的一大摞《袁世碩文集》打印稿交與我負責時，我的內心掀起了陣陣波瀾，既惶恐，又興奮。惶恐的是，袁先生作為學術大家，馳譽海內外，“邈然予小子”，何能承此重任？興奮的是，我的博士導師杜桂萍教授是袁先生的及門弟子，編輯師祖文集，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難得的勝緣。于是，我臨淵履薄，黽勉從事。如今，這套墨綠色的《文集》正散發著淡雅而清新的書香，整齊地端立在我的眼前。

　　《蒲松齡著述事跡新考》（第一冊）、《孔尚任年譜》（第三冊）、《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第四冊），早已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標志性成果；本次出版，在舊版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整合與增訂。《〈聊齋志異〉知解散論》（第二冊）、《文學史理論·交流》（第五冊）均為本次新編。前者對《聊齋志異》的藝術特色和18篇名作進行了深切獨到的分析和鑒賞；后者包含了袁先生對文學史理論基本問題的多維探索，又收有為師友、弟子論著所作的大量序跋。《文集》既有袁先生治學理念、研究方法的夫子自道，又有在此理念、方法的指導下作出的突破性成果。讀者若能前后參證，悉心尋繹，必能得到諸多的啟發。

　　袁先生高度重視理論素養。他曾明確指出：“在整個的知識結構中，理論因素是帶有方向性的、最有活力的因素。”（《治學經驗二談》，《煙臺大學學報》1991年第8期）袁先生的理論意識自覺、強烈、持久，像一條紅線，貫穿于其學術生涯的每一個階段。翻開《文集》第五冊“上編走向理論”，16篇論文中，有對文學史相關理論問題的獨到見解，有對風行一時的接受理論的犀利評點，有對闡釋學巨著《真理與方法》的大膽質疑，有對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五大觀點的切實研判。在袁先生的其他論著中，我們還可捕捉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等深淺不一的印記。袁先生對理論的閱讀之廣、思考之深、運用之活、收獲之豐，在當代卓有建樹的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實屬罕見。

　　與重視理論素養密切相關的，是袁先生大力倡導問題意識。他曾專門撰寫《以問題意識引領學術研究》加以論述，此文開宗明義：“開展學術研究，關鍵要有問題意識。可以說，學術研究靠問題意識引領。”（《人民日報》2015年11月30日第7版）袁先生研究每一個課題，撰寫每一篇論文，必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如研究蒲松齡事跡著述，袁先生想考索的是“這位文學家的生平事跡、生活狀況和創作方面的情況，以及《聊齋志異》的流傳情況”（《文集》第一冊第3頁）。梳理孔尚任交游，袁先生是“為探索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思想根源和素材來源，提供一些情況和材料”（《文集》第三冊第197頁）。翻開《文集》第四冊《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更是袁先生“問題意識”主張的集中呈現：“這些文章可以說是以研討問題為主，是為求得對這幾部小說名著的某些方面的認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文集》第四冊第2頁）問題意識已成為袁先生學術研究的標識和底色。

　　袁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既強調歷史主義，又堅持文學本位。強調歷史主義，則需考證；堅持文學本位，又需詮釋。袁先生對考證的地位有著明確的認識：“在文學史研究中，考證是從屬于文學史的基本任務，即有助于歷史地解析、評論作品，建構文學的歷史系列，展示文學發展的歷史面貌，可以說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他認為，史實考證應該為理論詮釋服務，歸宿在于對作品的詮釋，“詮釋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意義的任務是對作品描述的內容作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意義層面的闡釋。”

　　綜觀袁先生的文學史研究著述，往往首先通過考證的方法，探明作家的創作史實，理清文本的外部關系，真正做到知人論世；又運用詮釋的方法，深入分析文本，讓文學研究回到文學本身。這樣的研究就真正避免了“過分關注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視從材料中可能獲得的最終含義”（［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如袁先生考察蒲松齡和顧青霞的關系，即是精彩一例。袁先生通過考證，發現蒲松齡對年輕貌美、才藝不凡的顧青霞的感情非同一般，甚至有“付與可兒吟與聽”的親昵失態的詩句。在此基礎上，袁先生把蒲松齡的這段感情歷程和《聊齋志異》中的《嬌娜》《白秋練》聯系起來，發現這兩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有顧青霞的影子，寄托了作者對顧青霞早逝的哀思。可見《聊齋志異》中的一些篇章和蒲松齡的生平經歷有密切關系，這說明《聊齋志異》并不全是聽來的奇聞逸事，至少有部分作品就是他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編織的故事，蘊含了他的身影和心跡，于是魯迅“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的經典論斷便不完全準確。這樣精到的研究，如層層剝筍，啟人心智，開人眼界，給予讀者的不僅僅是新穎獨到的觀點，更是富有方法論意義上的啟迪。像這樣考證細密、詮釋精妙的研究在袁先生《文集》中為數甚多。

　　袁先生的學術生命豐富、舒展、遼闊。《文集》所收，均是袁先生的個人成果。此外，他還曾主持編纂《元曲百科辭典》，主持整理《王士禛全集》，與殷孟倫合注《聊齋詩詞選》，與徐仲偉合著《蒲松齡評傳》，與鄒宗良合校《醒世姻緣傳》，等等。這些或主編或合作的論著，也都花費了袁先生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也都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可惜沒有選入《文集》，至多收有個別《前言》。《文集》所收之精粹與袁先生態度之矜慎，亦由此可見一斑。

　　近二十年來，袁先生在從事專業著述之余，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等國家級教材，彰顯出一代優秀學人的家國情懷與社會擔當。這些教材，響應國家政策，惠及萬千學子。作為教材主編，或發凡起例，或組織協調，或最終統稿，工作量之巨大、繁重，非局外人所能體會。每念及此，即會對袁先生的高風亮節欽佩不已。

　　《文集》所收論著，戛戛獨造，足以代表其名山事業；《文集》外之學術活動，影響深遠，又可見其學人擔當。打通《文集》內外，方能看出袁先生完整的學術人生、全面的學術圖景及其學術背后的拳拳之心與眷眷之情。

　　如今，袁先生已逾鮐背之年，但依然懷抱著對學術的一腔赤子之心，筆耕不輟。其極具學術價值的論文《元雜劇三家考實》已于今年《文學遺產》第1期刊發，其以數十年學術功力鑄就的《錄鬼簿校箋》也將很快付梓。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以學術為志業的精神不能不令后學感佩動容。（杜廣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