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轉身》是云南作家范穩的第七部長篇小說，正如范穩在后記中所言，這也是他自己的一次“轉身”——此前的代表作，無論是為民族文化作傳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還是書寫抗戰歷史的《吾血吾土》和《重慶之眼》，他所注目的皆為歷史敘事，而《太陽轉身》傳遞的卻是最為當下的時代強音，講述著彩云之南遙遠邊地的人民向貧困宣戰的攻堅時刻。

　　扶貧攻堅，改變著數千萬人的命運，無疑值得文藝工作者去觀察、記錄和書寫，但另一方面，進入文學創作范疇，主題寫作又常易落入“主題先行，文學欠奉”的窠臼。難得的是，我們從《太陽轉身》中看到，范穩在創作中能有意識地打破這一窠臼，盡最大可能創造文學性的空間來面對和處理當下的現實問題，當小說獲得了豐滿的血肉，主題也愈發凸顯出堅實的骨架。

　　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對小說主人公及敘事角度的精巧設置上。范穩在后記中提到，他曾去到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邊境村寨中采風走訪，并在那里結識了許多村莊脫貧致富帶頭人，這為小說寫作提供了豐厚有據的寫作資源，但我們看到，他并未“偷懶”直接搬用這些村干部原型作為小說主人公，而是另辟蹊徑，以退休老警察卓世民的角度展開故事線索，用頗具懸疑感的情節和節奏推進著敘事：一樁匪夷所思的幼女拐賣案，打破了卓世民平靜的退休生活，自以為時日不久的他重新“轉身”，披掛上陣，和同樣退休了的老搭檔蘭高榮一起尋找真相，兩個“老家伙”在揭開重重迷障的過程中，逐漸觸及故事的核心。卓世民如同一根多向鏈條，一端連著來自壯族村寨的受害者儂建光、韋小香夫婦，一端連著發家上位者褚志、林芳夫婦，一端連著來自邊境南山村的犯罪者曹前貴、楊翠華等人。沿著這根鏈條，我們看到許多悲劇的發生皆源自一個赤裸裸的“窮”字：因為窮，進城務工者儂建光夫婦曾經任人抱走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引發了數年后女兒被拐的危機；也因為窮，貧瘠的土地打不出糧，曹前貴等人走上了鋌而走險的不歸路。經濟的困境，對金錢的占有或渴求，扭曲了人們的心靈，使人誤入歧途，是非不分，乃至人性淪喪。物質表層和精神深層的“貧困”在幾組人物身上交錯，內含著范穩作為一個成熟作家對社會問題的觀照方式。

　　卓世民“轉身”的緝兇之旅，正是從南山村啟程的。這個坐落在邊境線上的小村莊的“轉身”，穿插在卓世民的記憶中，構成小說的另一條暗線。這里曾是自衛反擊戰的前線陣地，是卓世民參軍時曾流血戰斗過的地方，他難忘戰爭年代里村民奮勇支前，和戰士們并肩作戰守衛祖國西南大門，南山村因之獲得支前模范村的美名。然而市場經濟大潮中，這里因偏僻落后而日漸貧困，人心思變，以致幾乎全村做起了販賣人口的勾當。英雄村成了犯罪村，令熱愛這片土地的卓世民痛心不已。不過，讓他欣慰的是，當年打仗時的民兵搭檔、老村長曹前寬擁有守護“英雄村”的初心，為了沖破貧困的牢籠，不畏艱險，帶領村民們數年如一日地在大山上用雙手鑿出一條通路來。老友重逢，故情不散。這也是小說的動人之處，南山村對于卓世民來說，絕不僅僅是“犯罪現場”之于警察，而是牽系著更綿長細膩的千絲萬縷的情緣，人性的善與惡、世間的理與情交織在一起，使他無法置身事外。看似遙遠區隔的鄉土，也是我們身處其間的國土；守衛疆土是戰爭，扶貧攻堅也是一場新的沒有硝煙的戰爭，范穩從人性、人情、人心的層面上將此間與彼間自然地勾連起來，拉近了普通人與時代主題的距離。

　　小說的成敗離不開對人物的刻畫，尤以正面人物的塑造為難事，把握不好就失之假空。而《太陽轉身》中，卓世民的形象卻給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有賴于范穩一方面用曲折的跨境緝兇情節使之精彩吸睛，另一方面則用眾多情感鋪陳和細節描寫使之真實生動。無論是和老伴的伴侶情、和下屬的師徒情、和曹前寬的戰友情，還是和林芳等周旋的“情感牌”，在人與人之間細膩的關系結成的網中，卓世民身上的英雄主義色彩顯得相當接地氣，讓我們相信這是現實中會存在的人。小說中最吸引人的當然還是卓世民和蘭高榮這對老搭檔之間的關系，兩人性格互補，一個膽識過人，一個謹慎小心，盡管相互斗嘴打諢不停，但一樣嫉惡如仇，以守護人民為己任，并肩作戰到底。卓世民犧牲后，蘭高榮來悼念的場景，更是書中的感人之筆。在真實生活的況味與人際關系的底色中，讓崇高的主題盡可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這是小說處理熨帖之處。

　　書中另一條線索是卓世民的女兒、人類學教授卓婉玉到儂建光夫婦的壯族村寨挖掘民族文化、力導文化扶貧的過程，這也是另一個村莊“轉身”的故事。小說標題中的“太陽”，即來自壯族的太陽崇拜。這部分內容很多來自范穩自己對壯族文化、地理風光的親身考察，如此貼近大地，“讓此時此刻的風光風雨風云獲得古老史詩般的氣象”（李敬澤語），在當今小說中十分難得，也讓讀者有機會感受到旖旎綺麗的邊地文化，為文學賦予人類學、社會學的宏大視野。不過客觀說來，比起其父，卓婉玉這一形象的塑造有扁平化之嫌，且以外來者的身份介入“奇觀”，缺乏與土地的聯結感，使得這條故事線略為生硬和程式化。包括對政府部門后續表彰和扶助曹前寬修路等一些細節上的書寫，也有此不足，與小說主線的自然敘事及小說語言形成一定裂隙。

　　時代主題風起云涌，文學性和時代性如何有機結合，并在此雙重維度上給出更飽滿深刻的呈現，對作家來說或許是個有難度的新問題，但作為當下變遷的記錄者和書寫者，作家當在探索中不斷提高，這也是今日讀者向他們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張玉瑤）